女降神者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对非常陌生的男女,两人都上了年纪,穿着也很普通,但是父母显然很尊重他们,用一对平日里不常见的杯子为他们倒了茶,在我当时的感觉里。只有来了很重要的客人,父亲才会拿出这两个他收藏了很久的茶杯,可以说这两个茶杯就是客人尊贵身份的象征。     

悼念钟敬文教授

三四天以前,钟敬文先生的长子钟少华在北京打电话给我,说在本月的十六日将在人民大会堂要举行他父亲的百岁诞辰的聚会。我告诉他,我很想去,但那天我正在外地,不能参加。我还问了他一句,钟老能不能参加这个会,他说,不行。可是今天2002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报道钟敬文先生在10日凌晨0时1分在北京去世,真完全没有想到。     

编辑手记

在南部非洲的一座小机场,我和父亲依依惜别。这次父亲和他的几位挚友是来和我一道访问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那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我们父子素来贴心．但我送父亲登机时他却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动感情。父亲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多见面．说着便泪如泉涌。我向父亲保证说,我很快就会回家。他微笑着登上了飞机。[第一段]     

父亲

久违了,故乡！父亲去世后,我就再未回过魂牵梦萦的故乡。六年后,我终于踏上了那片生我养我的红土地,回到了父亲长眼的地方。 抚摸着父亲简朴的墓碑,老人临终前的情形历历在目。当时,父亲因肾衰竭、脑血栓并发,生命垂危,母亲强忍着悲痛通知千里之遥的我。当我匆匆赶到父亲床前的时候,他神志尚清楚,但说不出话来。望着父亲黯淡的目光和惨白的面孔,我心如刀绞。我意识到父亲即将永远地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和他作最后的交流。看得出,他也很想跟我说话。可是,曾经是那样生龙活虎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只能哀伤、无助地看着我。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拉着父亲那双     

拜谒胡耀邦墓

1989年1月8日至3月13日,胡耀邦同志来南宁休养,住在西园饭店,我单独去看他和陪别人去看他,一共去了13次,随便聊天。看见他精神还和过去一样,还是每天读马列的书,不时还引用几句,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和干部群众交谈,关心国家和群众的生活,只是晚上打打桥牌。3月11日我父去看他,他说：“13号我就走了,今天就算告别了,你不要再来送了。”我说：“您今年冬天还来广西吧？”他说不来了,并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动情地连说三个北京见！北京见！北京见！3月13日他乘6次火车去北京,我和我的爱人还是到车站送行了,同时送行的…     

穆藕初——“另类”的实业家

“对于我的父亲,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1943年,穆藕初去世时,其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很多年以后,已经70多岁的穆家修老人回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事业涉猎的范围这么广。研究了10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看他了。他除了是我父亲,到底是历史上的准？”     

二湖先生琚寨行

正赵二湖是已故作家赵树理的次子,也是兄弟三个中唯一存世的人。2009年我写《赵树理与苟佩芳》时,曾给他打电话,问其父亲生前在家里提没提到过琚寨和苟佩芳?二湖答复很明确:"没有,"并说:"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我父亲还到过长治县哩。"2013年1月11日,"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成立25周年大会在长治宾馆召开。那天来了很多人,赵二湖也来了。他戴着顶帽子,穿着件灰棉衣,跟他爸的模     

我记忆中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他从不向子女们讲述自己,我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可他从不回答。他往往只是带我到北京城各处漫步。到过龙虎寺（指北京隆福寺古董市场）和其他地方,主要是去购买些花木。他最喜欢在住宅花园内栽花植树,这是他平生唯一的爱好。     

直立的寒风

今年2月,我去北京参加陈赓大将百岁诞辰纪念,还特地到莲花池干休所看望老战友寒风,从外表看,他还是老样子: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只是腰有点变形。夫人康致行说,他的腰扭了一下,现存还在疼。 同时在座的有八一电影制片厂老作家史超和大导演严寄洲,大家聊得很痛快,只是发现寒风同志说话少了些……。没有想到,5月份传来消息,他由于突发脑溢血于30日去世了,这使我万分悲痛,如烟     

走完长征路 抚养陶铸女

我于1909年出生,今年七十七岁。老家住在清镇县王庄乡茅草坝。我在延安时,陶铸也在延安。他有个独生女儿陶斯亮,那时只有三岁。后来,陶铸到东北去工作,他爱人曾志的工作太忙,中央总部就把带斯亮的任务交给了我。不久曾志同志也走了,她临走时对我说“老杨同志,我们这次去,有可能牺牲,如果万一回不来,这孩子就当做你的,你把他带大吧！教育他好好干革命。”我说：“首长放心走,我一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来养好,保证完成任务。’港志走后,开始组织上就把娃娃送到中央托儿所去带,可是小斯亮总不习惯,哭得很。领导上不放心,我也不…     

跟随汪精卫逃亡的日子（下）

心惊胆战的逃亡之旅 我父亲走的时候跟我们说：“我到香港去。”他那时没有想到会公布密约,不知道高宗武已经把密约拍照下来。他说到香港去再想办法让我们过去。其实他也很茫然,并不知道怎样想办法。他走后,我母亲想带几个孩子也走,就去买船票。     

深切缅怀薄一波叔叔

父亲聂荣臻去世不久,1992年9月3日那天,薄一波叔叔充满深情地亲笔为他题写了两句话“功略铭天地风范照日月”。在当时所有给父亲的题词、题字里面,我很钟情薄叔叔的这两句话,这十个字凝结了薄叔叔对父亲这位老战友的深情缅怀。15年后,薄叔叔离开了我们,我觉得用这两句话来概括薄叔叔的一生,也同样是恰如其分的!     

深山牧人的婚礼

刚刚入睡就被身边的居玛拜推理。向导居玛拜是努尔古丽的表哥,专门来参加努力古丽·托连的婚礼,我也就凑了个机会跟到这深山来准备痛快地拍摄一场。我走出毡房,拿着相机开始工作。还好,努尔古丽·托连的弟弟很高兴给我背着摄影包,当助手。他在县上读初二,能说简单的汉语,是前天请假回来参加姐姐婚礼的,对我的到来显得特别兴奋,很愿意给我当助手和翻译。我干脆把随身带的“傻瓜”机子给了他,让他也过一把照相瘾。他带着我走进一个全是女人的毡房,只见母亲和几个妇女正在给努尔古丽·托连梳洗打扮。母亲把女儿满头的条条小辫慢慢拆开,精心地梳…     

爷爷的苦难

2009年12月8日上午10点．父亲的电话把我吵醒,60岁的他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小孩．告诉我爷爷老了。来广州的6年多里,我曾经多次预想这一刻的到来,但接电话的那刻,我却冷静得自己都不敢相信。     

谦和的父亲给我另一种锐利

看到《好家长的理想标准》,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父亲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现在想想,给我印象深刻的,常常不是他说的什么什么豪言壮语,而是他那种带着由衷的谦和的沉默。父亲16岁参加新四军,虽然后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医,转业到地方后工作也很优秀,得到许多奖状以及脸盆、热水瓶之类的奖品,但从不声张。我初中毕业,并且是班里唯一考入高中的应届生,我跑到父亲工作的医院,把消息告     

守卫武昌的学生军

辛亥年武昌起义时,我正在武昌县（今为鄂城市）寒溪高等小学读书,年龄只有15岁还欠4个月。学校于起义的第二天（农历八月二十日）停课,隔日解散,我于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回到家中。先从兄伯垂,原在日本读书,已加入了同盟会,正值暑假回家,听说起义,就到武昌去了。我这时并不知道什么革命的意义,只是受了伯垂的一点感染。回家后,听说他已去武昌。我也想前去看一看。家中不令前往。我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秘密地徒步走到武昌,     

我的父亲李英儒

一 光阴犹如逝水,转瞬间爸爸离开人世已近三载。自爸爸走后,我不曾断了对他的思念,想来这本是人之常情,爸爸一辈子对我爷爷、奶奶的想念就从没有中断过,直至他临终前,还在病床上不停地叨念。 不过,我却很少想到要动笔写一写自己的父亲的。尽管自爸爸故去之后,有不少长辈和朋友提及此事。 当我独自静想时,总感到爸爸在文学道路上的足迹,大体已经随着他本人的逝去固定下来,无需我再重提。倘或避开业已公认的那些事实而另外下笔,那么我又能写些什么来呢!作为亲生儿子,既有比别人更熟悉父亲的地方,又有比别人更陌生的。面对爸爸生前留下的一卷卷…     

古浪有座甘酒石

甘肃人也很幽默。甘肃民间有笑话说,一个秦州人,一个兰州人,一个凉州人,一个河州人,同在一家鸡毛小店夜宿时,发现冷冰冰一铺大土炕,仅有一小块是热的。时值隆冬,四个人为抢占这点热窝儿,各不相让。后来他们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每人各说出自己家乡的一处名胜古迹,比一比谁家的“宝物”最“高”,那块热炕就归谁享受。秦州人说：“我们秦州有个麦积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兰州人说：“我们兰州有个白塔,离天只有尺八！”凉州人说：“我们凉州有个钟鼓楼,半截子到天里头！”最后,该轮到河州人说了。可他想来想去,总想不起自己老家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古董玩艺儿。他一急之下,索性来个“强词夺理”,说：“我们河州没什啥,这些烫炕我睡下！”……我想,如果把笑话中的那个河州人,换成我这个古浪人;即使敝乡无显赫“名楼”、“古塔”可资炫耀,我至少还能举出屹立在铁柜山下的那座“甘酒石”,也不致落得像河州人那样尴尬吧！“甘酒石”又名“甘州石”,是丝绸之路上颇有点名气的文物古迹。现存露于地面的石体,高约３．５米,最大围长９．５米,犹如一头饱经沧桑的石狮,孤零零雄踞于古浪峡东段３１２国道一侧的河岸上。千百年来,它目送着南来北往的旅行者,为人们留下多少浪漫神奇的遐想啊！...     

父亲范长江与张学良副官陈大章

今年12月12日恰逢“西安事变”70周年,在我们怀念张学良将军的时候,不由想到了他的侍卫副官陈大章先生。陈大章先生和我的父亲范长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交往,且他们的交往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很具有传奇色彩。最近我又看望了陈大章先生的夫人,88岁的陈秀芳女士,对于当年那段历史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可以说他们的交往对于促使张学良将军下决心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特殊的作用。     

回忆救一个国民党的“逃兵”

１９４８年底,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仍在紧张地进行。 当时我家住在汉川南河渡。一天晚上,突然有个乡亲跑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时师傅,我托您帮忙救个人啦！他是国民党的逃兵,东躲西藏蛮长时间了,要是被抓回去就活不成了,好造孽哟！”我父亲问：“怎么救？”他说：“您打行炉天天早出晚归把他带着,就说是自己的儿子,躲过这阵子就让他回家。”我父亲就一口答应了,叫他把“逃兵”带来。 “逃兵”个子高大结实,黑黑的面庞,圆圆的脸,一口外地话很难懂。他说他姓龚,叫德盛,湖北宣恩人,二十多岁,是在田里插秧时被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