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漠，毛泽东《论鲁迅》演讲的记录者

<正>新四军老战士汪大漠，原名汪道闿，1916年5月出生在四川涪陵县云集区同兴乡汪家庙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父母忍饥挨饿供他读书，使他从小进私塾一直读到12岁。他在《奔赴抗日的最前线》一文中回忆说：“父亲在新文化思想的冲刷下，允许我读白话文、看新书，因此我读了许多新书籍，如《儿童世界》《少年杂志》以及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的作品，使我从小就崇尚英雄豪杰，幻想有一天长大成人后，为国家出力作贡献……”     

忆干校 怀孟超

孟超写了一个昆剧剧本《李慧娘》,预演时送我一张戏票。我因为听不懂唱词,不大看歌剧,但地方戏、昆曲,有时也看看。那天戏场上熟朋友很多,李慧娘鬼魂上场,高歌曼舞,的确看得叫人入迷。文井同志恰巧坐在我旁边,他一边看戏,一边轻轻对我说：“你看孟超,老树开花了。”他把这话对我说,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好意的鼓励,可是我却惭愧得很。我和孟超,以前都算是太阳社的人。他写诗,我写些乱七八糟的短篇。大革命之后,大家都是“破落户子弟”,有点“吊儿郎当”,气味相投。他说：“你叫建南,我就叫个建北,咱俩给个兄弟吧。”他出了一…     

修志自述

修志自述林敏编者按：林敏是位离休的老同志，《南宁市志》编委会顾问。一次脑出血后连家里人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靠幼儿看图识字卡片在护士的帮助下重新认字，恢复记忆。人们都劝他好好休息了。但他说“我喜欢工作”，又一心扑在修志上。他的这篇修志自述，给我们上了一...     

王业美发《内参》引发的思辨

在“农村改革宣传20年回眸”座谈会上,安徽日报记者许锡照递给我一份他20年前写的《内参》：《来安县委书记主张包产到户》。我一口气读完这份《内参》。透过这泛黄的稿纸,我仿佛又回到20年前的峥嵘岁月,在春雷滚动中,听到了一名记者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喊,看到一位县委书记的求实、为民的高大身影,以及饥肠辘辘的农民兄弟渴望改革的强烈愿望。作为记者,我不能“资源独享”,应把它的基本内容公之于众,让广大读者回头看看中国农村的改革是怎样从头起步的,从而引发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深层次的思考,或许是有帮助的。农民为什么非要…     

《枫叶集》序

志同道合称同志,相帮相思曰朋友,情同手足为兄弟。李志英是我的校友,是我步入政界的引荐人,又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从教育局工作开始在一起,他管人事,我在视导室,以后又在县委、县革委政工组共事多年,彼此之间这三层关系都至厚不薄。他从县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我们仍有较多的交往。前不久,收到了他的诗作《枫叶集》清样,我从头至尾详细地阅读了一遍,品味了一番,心情如东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既为他的大作即将付梓高兴,又倍觉钦羡,但更多的还是感受,索性借此以叙。中国古人曾言:“积极而发。”我的这位挚友积数十年之实践、经验、学…     

道光《遵义府志》五题

陈福桐为纪念郑于尹先生逝世120周年,发表了《（遵义府志）的历史价值》一文。文中说“悉心细读,必将大有启发”,这是经验之谈。今将我读《府志》后得到的启发,整理成文,并求指正。修志极为重要的是调查研究。《府志》编纂时的采访工作,各县有专人。桐籽公的赵旭,郑珍《桐整》序中说他“独任其县采访”“网罗搜剔,现他县为多”,并慨叹“使五州县皆．有晓峰（赵旭字）其人者,……岂不大善’”。《巢经巢诗集》,《寄杨子春华本弟》一诗中留有遵义县生员,任协采的杨华本提供资料的记录。郑珍亲自采访的事例,已查得两例。一例见《…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大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     

老男孩们，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6月23日晚,《变形金刚4》的北京首映礼上,出现了一双大筷子——这是柯利明和“筷子兄弟”送给导演迈克尔·贝的礼物。迈克尔·贝看上去很高兴,对“筷子兄弟”中的肖央说,“我的下一部戏,将会出现新角色,就是筷子兄弟。”     

中兴名臣尺牍

正舒君奇峰不时给我以惊喜,去年底他又来电话说,收到了贵阳乐家旧藏的《中兴名臣尺牍》,其中有湘乡曾氏兄弟的手迹。我说想一睹为快,过两天他就送到我办公室来了。我带回家中玩赏了个把月。这是一本折页,手札都粘贴在上面,上下两面是布套木夹板     

房山的鲜奶新麦嫩花椒

房山老刘家．我和朋友们常去的。老刘曾是我同学,在学校时我们欺负过他。那次是我们躺在床上议论《曼娜回忆录》(手抄地下黄色的读物)．他问我是谁写的,我说：这都不知道一是《安娜》的姊妹篇,托尔斯泰的两部爱情名著．咱校图书馆可能有。第二天他从图书馆回来很伤心地瞪了我几眼,我估计图书员回答的肯定不只是“没有”两宇。不过一次老刘醉酒吐了后,是我帮他捶背．扶上床．半夜还爬起来递他水、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正>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1966年，我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纪念杜任之先生逝世十周年专栏——缅怀杜任之先生

杜任之先生是我一生中永远不敢忘记的师友之一.193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太原,在海子边中外语文学会偶遇翟新亚同志,经他介绍,认识了杜先生.他简单地介绍说:“这是李毓珍,崞县人,是在监狱里同时被关押的朋友.”杜先生很亲切地跟我交谈起来.知道我是学俄文的,还未找到工作,他就说:“那很好,懂俄文的人很少,给我们的刊物翻译点东西,多少还有点稿费.”随后,我就给学会的刊物《中外论坛》翻译了一篇《苏联货币》(以后每期有我译的一篇).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记叙下来,可能会感到乱,但这是历史事实。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     

揭开中美关系“握手”事件的恩恩怨怨

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履行他的秘密中国之行,特别注意握手言和之礼仪。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情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     

我与萧乾做“同事”

<正>萧乾先生出任《世纪》杂志编委会主任时,我是《世纪》的特约编辑;萧老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我第一次在衡山宾馆见到他时,也已任《人民日报》记者。尽管有此巧合机缘,毕竟在年龄上,他与我是爷孙辈;轮地位,他更是文坛巨匠,我只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当他用厚实而温暖的手紧握我的手,调皮地笑称“我们可是同事相见”时,我很有点惴惴不安。他也许察觉了我的神情,继续笑着说：“这几天我还要见见《世纪》的其他同事们。”正是《世纪》创刊,使我有幸开启了与萧老的这段“同事”机缘。     

恍惚的诗意

《离婚》也许是老舍最好的小蜕。这本书是在《大明湖》手稿被日本海军一把火烧为灰烬后,他重新写的。他曾用英文自我推销,“从这部小说起,我建立了自己的文字风格……我在《离婚》中所用的语言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好的,文字简洁清新的典范。”     

增城建县始于何时？

1988年8月,我参加《增城县志》编修,承担撰写卷一《建置,区划》的任务。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增城建县始于何时？增城人一般都说,县建于后汉建安6年;我在编写《增城地理》时,也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个说法。但编写县志是重大的事。“建置沿革。所系非轻”,应当把这个史实考究清楚。我翻阅几个版本的增城县旧志,发觉从乾隆时期的县志记载是：“旧志俱言县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柔石故里仰高风》一文中的引诗系张恺帆所作

编辑同志： 第５期《炎黄春秋》７６页《柔石故里仰高风》，引用柔石写的诗纪念“二七”殉难烈士。非也。 这首诗建国后被认为是烈士佚名之作，收录在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后来萧三发现是无为县张恺帆所作，特写信向他致歉。恺老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当年，我曾在无为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工作，了解这首诗的由来。１９３３年４月张恺帆同志受中共江苏省委外巡部派遣先后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同年１１月，由于叛徒出卖，在吴淞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