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俄国村社的封闭与分化

18—19世纪,俄国村社是俄国农村广泛存在的社会组织,它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和管理村社内部事宜的各种职能。但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化的过程中,公社的土地被封建领主所占有,因而公社变成依附于封建主的纳税性组织,执行封建主的意旨,完全封建化了。所以,村社内部机制的基本方面都具了封建社会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它的封闭性以及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农民分化对它的冲     

苏联村社财权的丧失及其影响

公益捐是俄国村社为满足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求而自主募集的资金。它是俄国村社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是村社财权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1928年初"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在斯大林"贡税论"的引导下,为给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苏联政府采取将村社公益捐收归国有的政策,并借此迫使农民向国家售粮。尽管这一政策遭到广大农民的激烈抵抗,但在国家机器强力干预下,公益捐被迫变成地方税,最终导致村社财权丧失。其结果是,动摇了村社自治的经济基础,削弱了村社的公共服务功能,增强了村苏维埃的行政管理能力,加强了苏联政府对农村基层的管控,有利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推行。     

1917－1922年苏俄村社的复兴及其原因初探

１９１７－１９２２年苏俄村社的复兴及其原因初探李兴农村公社（简称村社）是俄国农民上千年传统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①在俄国农村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十月革命后，农村公社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和加强，出现了“复兴”现象，直...     

马克思和民粹派关于俄国村社论述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民粹派关于俄国村社论述的比较研究郑祖铤马克思晚年,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中集中探讨了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前途问题,希图把他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运用于不同的东方国家,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关于俄...     

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

18世纪初,俄国确立等级义务兵役制,农民的兵役义务由此产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实施。村社在选派新兵时力求遵循平均主义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是农村社会分化的标志。兵役义务不仅是地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农奴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     

墨西哥的村社

根据墨西哥宪法,墨西哥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主要有三种形式:小土地所有制,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村社土地所有制。前两者,我国学者都很熟悉,且有不少论著述及。对村社却鲜有所闻,特别是墨西哥的村社制度。事实上,村社制是墨西哥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制度,也是墨西哥农村中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半个多世纪来,村社在保持墨西哥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村社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几十年来墨西哥农村的深刻变革。     

18至21世纪初俄国农民群体的财产不平等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18至21世纪初俄国农民群体的财产不平等问题。作者认为,财产不平等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评价标准均需要重新思考。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不平等系数优点在于,人们可以据以测量不平等程度。然而,其缺点是只能测定相对的不平等,不能测定绝对的不平等。对俄国三百年间主要是农民群体的财产不平等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不平等程度差异。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俄国农民群体的财产不平等程度与英美等国家相比并不严重,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力量强大、村社传统绵延不断,俄国农民对财产不平等问题十分敏感。这正是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评介

我以为 ,农奴制度、专制制度、村社制度和东正教是制约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弄懂这四种制度的形成和嬗变的因果关系 ,一部千年俄国史也就会贯通了。曹维安的《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版 )把研究这四种制度作为研究俄国史的锲入点 ,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     

地理因素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从古至今关于地理因素对国家历史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的争论从未停止,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学者都是地理决定论捍卫者,俄国历史学家Л.米洛夫就是其忠实追随者。他认为,俄国恶劣自然条件直接导致俄国农业生产落后、农奴制和村社出现,阻碍私人土地所有制发展,最终造成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米洛夫的观点具有较大片面性。虽然地理环境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地缘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     

俄国的包税制及其废除

包税制曾经是俄国间接税特别是酒税的主要征收方式,是俄国政府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其长处在于使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管理成本低廉,这是沙皇政府支持包税制的主要原因。与其共生的腐败是俄国包税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该制度下形成的庞大腐败利益链与包税制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俄国大改革初期,社会舆论对包税制的抨击,包税制下腐败肆虐所引发的农民反抗,最终使包税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包税制的废除,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俄国商人资本向资本主义工业的转移,消除了与该制度伴生的制度性腐败,标志着俄国旧财政体系的终结和新财政体系的建立。这一改革对于促进俄国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社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化缓慢的间接原因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化缓慢的间接原因在于 ,价格革命使务农比务工和经商更有利可图 ,农民不愿意进城 ;俄国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分化程度和规模不够 ;工业革命滞后未能给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强 ;农民纷纷涌向被俄国征服的新土地之上务农。种种原因使农民很少向城市迁移 ,补充城市人口的渠道常常断流 ,导致其城市化缓慢。农民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1 8— 1 9世纪俄国城市化的进程和性质     

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

19世纪中期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斗争并非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因为当时俄国并不存在走美国式道路的选项。人数极少的激进革命派鼓动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具有空想性质的村社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在本质上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力量,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不能左右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力促政权进行改革。沙皇政权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采取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既没有听命于保守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而是坚持进行由政权主导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俄国道路:从赫尔岑的困惑到马克思晚年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国理论界之所以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晚年于俄国的革命前途问题提出了新的设想,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马克思这一新的设想又与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有着一致的地方,是在批判与继承俄国民粹派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当我们试图深入探讨马克思晚年思想动向与其新的理论成果时,不得不论及到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与马克思晚年探索的联系。这项研究工作,既有助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认识,又有助于对俄国民粹派思潮的重新评价。     

俄国斯拉夫派的政治思想

斯拉夫派是 19世纪中期“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历史性的大争论中 ,强调俄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 ,与西方派对立的派别。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霍米雅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兄弟和尤·萨马林等。作为倡导俄罗斯民族独特精神的思想体系 ,斯拉夫派思想———斯拉夫主义 ① 在俄罗斯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斯拉夫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突出之处是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唯理主义 ,以东正教的聚合性对抗西方的个人主义 ;斯拉夫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是保持村社和地方会议的君主制社会的和谐有机发展 ;斯拉夫主义的经济观点表现…     

揭开俄国农村公社的神秘——读罗爱林著《俄国封建晚期农村公社研究》

农村公社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早已消失,或者只有某些残余。然而,俄国农村公社一直保存下来,直到20世纪初,到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成为独特的历史现象。那么,俄国村社的神秘在哪里？     

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

中国俄国史研究日趋繁荣,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成果数量大幅增加,选题更为广泛深入,史学理论更新及时,中外交流日益密切。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引入,俄国现代化研究成为中国俄国史研究的主流趋势。中国学者不仅关注古罗斯起源问题,还热衷于探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工业化、农业发展水平、村社制度、城市化等问题,借以挖掘俄国三次革命的根源。虽然中国俄国史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但依然存在很多局限,学术积累不足,研究课题集中,人才培养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需要国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     

近代俄国陪审制度的创立及其实践

陪审制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近代俄国在吸取英、法等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866年正式引入陪审制,陪审团审判因而成为晚期帝俄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形式。俄国陪审团的裁决受到司法宣誓、问题列表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因素的深刻影响,其最终裁定采取简单多数原则。陪审制在俄国的早期实践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但农民占陪审员多数和较高的无罪宣判比率,日渐成为沙皇政府内部保守派攻击陪审制的理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皇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大大缩小了陪审法庭的权限;直到20世纪初,陪审制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晚期帝俄陪审制的发展虽因沙皇专制制度的制约而未有实质性的发展,但它的引入和实践对于俄国司法的发展、社会结构调整、政治现代化有积极意义。     

18-20世纪俄国的国家与现代化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常常导致社会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不一,其中以改革和革命为主.当改革不足以解决尖锐的社会冲突之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旧制度随之寿终正寝,而由国家实施的改革模式则力主法律的继承性和合理化变化.19-20世纪初的俄国则成为这样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博弈的舞台.俄国通过革命解决了当时的社会冲突,其革命模式对许多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些采取革命方式解决冲突的国家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步入现代化道路,反而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外部因素,盲目效仿他人不足取.     

德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研究述评

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德国)史学界秉承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其掌握俄国学术成果及其史料的扎实功夫独步于西方史学之林。德国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在20世纪60—90年代这方面的进展尤大。德国史学家围绕下述问题：1861年改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到农村的程度、工业转变和农奴制衰落的关系;1859—1861年革命形式和农民解放,改革准备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19世纪下半期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水平、农业危机、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衰落的原因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19世纪俄国官吏研究

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以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为主,政府对官吏的选用有着严格的教育与考试规定。官吏的任职期限和晋升条件因其出身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只是到了1906年,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受教育原则才最终取代了等级原则。在薪金收入和财产方面,上层官吏与下层官吏相差悬殊。上层官吏以土地所有者为主,使农民改革阻力重重,并影响到资本主义发展。整个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膨胀的速度数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官吏的无限增加和国家机构的恶性膨胀,使专制制度政治上更加腐败,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