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

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李占才民风民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色彩，它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但又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而进化的。近代中国，随着＂洋货＂的输入和＂工业文明＂的传进，＂洋风＂、＂洋俗＂便不可避免的＂扑面而来＂，与传统风俗...     

简论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及影响

近代中国铁路的兴起与发展处在一个战争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的倾轧和对铁路的争夺,使中国近代铁路的建设倍加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是源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所以,只有国家主权独立,铁路事业才能发壮大。     

近代中国铁路管理机关的沿革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拆分铁道部是改革派主张的核心内容。但历经数年改革动议,始未成行。2013年,铁道部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中国的铁路改革向实质性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实际上,中国铁路管理机关革新自近代以来就出现了。而且变化多端。这里不妨给大家梳理一下。     

中国近代铁路遗产的时空分布与遗产价值研究

我国近代铁路遗产基本为晚清与民国时期所建,在时间上表现为晚清时期形成主体架构,民国时期继续完善的历史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密集,西部稀疏,集中于东北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滇越铁路和中东铁路是近代中国仅有的两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是我国最早的米轨铁路,修建于地形复杂,风景秀丽的云南与越南,至今仍在使用,中东铁路线路跨度更长,拥有着多座跨江铁桥技术,具有厚重的历史人文价值,至今保存完好。对滇越铁路和中东铁路遗产价值的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慈禧与近代铁路

慈禧太后掌握清政府大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而在几派势力中游刃,对西方文化科技既顺迎又抵制。又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铁路作为"长技"在近代中国掀起很大的争端,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她的顺迎、抵制或喜或厌则深刻的影响着铁路在近代中国的建设。     

晚清皇室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

作为近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铁路从1860年代开始以技术形态输入中国,是否建设铁路成为清政府朝野讨论的议题。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英、德、美、法等国先后有过针对晚清皇室的铁路"实验"活动或设想,使晚清皇室的重要成员对铁路的态度有所松动。在1880年代时断时续地出现了6次铁路"试办"活动,第六次"试办"活动进行时还伴随着皇室游玩铁路的兴建。唐胥铁路的建成及其延展和津沽铁路的完工,是6次"试办"活动的成果。当铁路准备进一步向通州延展时引发津通铁路争论,经过争论,清政府定计兴办芦汉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得以起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皇室成员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和慈禧西太后等人对铁路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晚清政府铁路问题决策的前提。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过程反映着某种历史规定性。     

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先驱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医学界对中国医学史开始重视。医史研究开始出现人才辈出,著书行世的情形。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方面的医学史家们如陈邦贤、范行准、王吉民、伍连德等人,深感医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倡导了医史研究运动,竭力搜集医学史材料,加以整理,为文发表,以冀保存我国数千年的医学史足迹,不使其散佚湮没,这实在是有益于我国的医学文化研究。     

近代中国童养媳别称研究

童养媳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包办婚姻的畸形产物。它源于北宋,历经千百年发展演变,终于在近代时期达到了顶峰。南北各地均有广泛存在,在局部地区甚至取代了传统聘娶婚成为主流的婚嫁形式。中华地域幅员广阔,风土民情百里相异,对童养媳的称谓也截然不同。本文选取这一细微视角切入,通过汇总和解读,可以侧面一窥近代中国童养媳婚姻之普遍性,同时亦能领略蔚然多姿的风俗大观。     

李斯特与德国近代铁路建设

铁路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消灭了人们相互联系的空间障碍,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陈规陋习,使之“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政治分裂,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较晚的近代德国,铁路网的建设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上,正是铁路刺激了私人投资的兴趣,活跃了金融市场;加速了商业活动的高涨;推动着煤炭、钢铁、机器制造和修理等工业     

铁路与近代广东古镇变迁

近代以前,广东的商品运输以水路为主,铁路通行后,巨大及优越的运输性能推动交通运输方式的转换,进而改变了商品流通网络,也带动了广东城镇的兴衰起伏。本文以广东三大古镇为例,揭示铁路交通的出现对于古镇变迁影响深远,集中表现在佛山的由盛及衰、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石龙的愈加昌盛等方面。这一变动充分体现了以铁路为主的近代交通与广东近代化的紧密联系,预示着近代广东经济的发展轨迹,影响着其历史变迁。     

近代日本铁路旅游业发展述略

近代日本铁路旅游业发展述略祝曙光铁路是近代日本旅游业发展的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具有其它运输工具不可替代的优势。日本铁路部门十分重视发展铁路旅游业,不断提高客运质量,吸引消费层次较高的游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１日本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既有温...     

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

中华文明几千年,历代君主曾为自己利益而建立一个又一个首都。当中国自19世纪后期开始步向近代化,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之间,一批学习过近代知识的新知识分子,研究起中国的首都问题。仅从笔者所见70余篇论文看,已经可谓形成一个论争专题了。查一查日本竹内实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1895—1989)》,则又不见著录;看看谭其骧教授近年论述,笔者对于他严谨地考查中国古     

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

铁路在河南近代交通运输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成为河南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先行和基础部门,其对河南近代经济开发乃至当代经济发展都有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所以,系统地探讨河南近代铁路建设的过程和特征,明确其在河南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铁路与近代安徽旅游业的兴起

随着津浦铁路安徽段、江南铁路、淮南铁路的相继建成通车,铁路成为了联系安徽与东南大都市的重要交通纽带。同时,各铁路当局积极开展了对铁路沿线旅游资源的调查与宣传,适时采取多种便利旅游的措施,以及众多民国名人现身安徽铁路沿线风景名胜区所产生的影响力,使得安徽近代旅游业在铁路的推动下得以萌发并有所发展。     

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一书利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立体地呈现了中国近代义演活动与慈善公益之间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该著通过义务戏、慈善音乐会、慈善游艺会等不同的娱乐演艺形式,分析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发生发展;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主办或参与义演活动,使之服务于各自筹募资金、扶危济难的需求和目的,揭示不同社会环境下义演活动的不同面向。该著是中国近代慈善史甚至是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慈善义演作为考察中国近代慈善与社会的新视角,将大大深化中国近代慈善史、社会史的研究。     

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

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尹祥霞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为宣传马列主义、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李大钊...     

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

本期各个栏目的文章,除《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一文外,均选自本刊编辑部去年10月组织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学术会议论文。召开这次学术会议的目的,在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和经验教训,评估现状,探讨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因此,观点的开放多元、讨论的异见纷呈成为会议的特色。这一点,读者或许可以从本期发表的各篇文章中感受到。我们相信,严肃认真、宽容平和、建设性的学术讨论是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学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我们希望,这样生动活泼的讨论,不仅出现于学术会议的场合,而且更多地贯穿于日常的学术活动中。     

近代海关贸易报告对铁路的认识

近代中国海关一直对铁路推崇备至,将其视为促进贸易繁荣的利器。在海关贸易报告中,对铁路进行了多次介绍,强调了铁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日本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引　　言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他不是从权力一方来把握历史,也不是从革命运动的政治斗争史立场来分析中国,而是始终以人们的日常世界作为研讨对象来研究北平市民的“水会”,试图描绘出当时的北平社会。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实证研究。①今堀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多聚集于中国政治史领域,对于同社会史相关联的城市史,却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其标志是创立上海史研究会(1990年)和天津地方史研究会(1992年)。从此,日本…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