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约定1月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后,双方军队在各自所在的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共双方和美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调处军事冲突.     

四十四名内战战犯名单形成的前后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全面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月份达成的“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三年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     

朝鲜不断折腾的真实原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朝鲜板门店签订。根据协定,双方将成立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半岛的和平状态得以保持并非停战协定本身的约束力。停战协定一直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裁制度,军停委和中监委没有处理双方或单方违反协定行为的足够权限与实质性手段。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毛泽东从     

阎锡山与马歇尔的一段谈话

一、关于“军事调处”的实质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参谋总长,晋升五星上将)任驻华特使来中国,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当时,国民党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不得不借和谈之名,欺骗人民,制造舆论,争取时间,以加紧部署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主张和平、民主、团结的形势下,于1946年1月10日,继《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代表各一人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所谓“调处”。这个军调执行部     

金盆湾里七昼夜

1947年,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共同签订的《双十协定》后大举进犯解放区并企图攻占延安,作为当时联防军步校的学员,我和战友们有幸参加了这次光荣而又艰苦卓绝的延安保卫战。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可每当想起那残酷而又激烈的战斗场     

缅怀叶帅在北平军调部的二三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美国代表参加下,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由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代表和美国代表三方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实施停战协定。当时美方是以“调停人”的姿态出现的,表面上一切重大问题要三方协议才能办,实际上美方偏袒国民党,我方斗争任务很艰巨。但美方和国民党政府也存在矛盾。如何利用这个矛盾进行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北平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华中调停始末

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正式签署《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协议达成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停战令,蒋介石也向国民党各军政长官下达停战令。鉴于命令传达至分散于各地的部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规定:国共双方所领导之武装,均须于1月13日晚12时起停止冲突,停战协议生效。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联总援助与我国铁路交通善后

抗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我国内陆交通遭到严重破坏。根据《中国善后救济计划》,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简称联总）无偿提供大批交通运输器材,帮助我国恢复残破不堪的水陆交通。出于控制华北的政治目的,国民党政府曾打算利用联总援 助的铁路器材优先修复津浦、平汉、平绥和胶济铁路;停战协定生效后,中共曾表示,在保留解放区境内铁路区段实际控制权的前提下,愿意协助修复华北铁路交通。由于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以武力解决国内政治争端的错误政策,致使全国内战爆发,铁路再度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焦点而频遭破坏。交通部不得不改变初衷,转而将联总器材主要用于修复粤汉、浙赣、南洵铁路和改善华东地区的路况,并收到显著成效。     

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

抗战胜利之后,在国共和谈进行过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化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为此,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１９４６年２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规定了双方军队整编的原则和进行步骤。虽然这个协定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未能实行,但国共双方仍据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整军工作,本文即略述此一整军的过程。一、国民党的军事整编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     

解放前中共芜湖地下组织的回忆

抗战胜利后．经过重庆谈判国共双方虽达成停战协定,但摩擦时有发生,形势仍然严峻。根据以往经验,中共党员继续在国统区进行秘密工作,开展地下斗争。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我亲历的中原突围

1946年6月,蒋介石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迅速调动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形成包围圈.国民党调集10个整编师、25个旅共30多万人,将成立不久的中原军区部队六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内.国民党梦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打算在中原解放区召开纪念“七一”大会前后将我们一网打尽,一举消灭中原地区革命武装力量.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宋时轮在北平军调部斗智斗勇

1946年1月10日,中共和国民党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为了监督和保证停战令的实行,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三委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叶剑英、国民党政府的郑介民和美国的饶伯森。其主要任务是：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保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反日俘日侨归国,整编国共军队,处理与和平有关的问题。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轮,遵照组织决定,由临沂去徐州转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叶剑英在北京饭店2楼112房间接见了宋时轮。叶剑英告诉他,…     

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

合作与冲突始终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风雨同行。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两党携手御侮,但政党之间的分歧仍然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之间的权力博弈。陇东事件发轫于国共两党对陇东统战县域的争夺,根源于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陇东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发展也未逾越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的解决范畴,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交涉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     

剿灭靖安境内最后的土匪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共同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破裂。毛主席、朱总司令随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从九江至江阴一千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堑,直捣南京蒋介石的老窝。顷刻间,九江被刘邓率领的二野顺利解放。被我刘邓大军打垮的一小股散兵游勇——国民党军连长胡大铭带着26名残兵,从九江湖口一路逃窜到赣西北大山里,当了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