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

土地产权中不同性质的永佃权问题需要做具体研究。从1927年后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实践过程看,尽管浙江各地区大都存在土地所有权被分为“田底”与“田面”的情况,即所谓的“一田二主”现象,但是,由于土地来源不同,“田面田”的性质亦有不同,既有欠租撤佃的“相对的田面田”,也有欠租也不可撤佃的“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种“田面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在政府推动的减租过程中,拥有“相对的田面田”的田主积极推动“二五减租”,而“公认的田面田”主则反对“二五减租”。后者成为浙江“二五减租”的最大障碍。     

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

本篇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土地制度史研究中“地租率”这一个老大难问题。过去的研究 ,多是根据土地租约的字面规定去理解 ,以为地主说多少就能收多少似的。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地主地租簿的研究 ,已经发现地租实收数量与租约规定的租额之间 ,有着一个颇大的差距 ,即地主收租通常只能收到租额的七八成左右 ,而且还在不断下降之中。因此 ,研究地租率 ,应从“实收率”入手。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是笔者关于“农民、地主和地租”研究的一个部分。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锡农村的租佃状况与减租实践

抗战以后无锡农村租佃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不同的地区和田制之间,地租增减的趋势和租额升降的幅度并不均衡。地主阶层内部也出现较为剧烈的分化,当权派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和一般中小地主的经济状况、各自对待地租收入和土地的重视程度以及与佃农的关系,不尽相同。1949年推行减租时,各阶层在复杂的租佃关系背景下,对减租的兴趣和要求不一。在无锡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地方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无锡农村推行减租的复杂性,因而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有所灵活变通,对当地租佃状况加以一定程度的承认和尊重,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原则基本贯穿始终,体现了减租运动强烈的政治性。通过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使中共初步实现了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目标。但是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减租的经济与政治效果并不均衡。     

陈诚在台湾的岁月

蒋介石有一句名言:“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辞修”即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1948年底,在台湾养病的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为了稳定台湾局势,陈诚采取了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土改等一系列措施,使台湾成为蒋介石最后的立足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陈诚长子陈履安回顾了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我与湖北（六）

二五减租研究中国历代的乱源,其说聚讼不一;但农民无以为生,有揭竿而起者,群起响应,因而造成变乱,却是众说中最有力的一说。所以历代老成谋国者,无不着眼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有先见的名论。秦汉以降,解决土地问题的谋划,多一时治标之计,日久弊生,乱亦随之,真正根本解决的办法,无疑地,还是要归之于国父＂耕者有其田＂这一伟大的号召,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积重难返的封建社会之下,“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未可一蹴而就。因此国父才又提出“平均地权”的办法,以为逐步实现的张本。而实施“平均地权”的先期工作,就是“减租”。     

太平天国在浙江发展农业的措施

浙江的太平天国根据地比较稳定,其基础主要是发展了农业生产。本文打算就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一、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太平天国在浙江的少数地区,曾经实行过免征粮租。如《南浔镇志》记载,1861年农民“粮租均免”,“尚不困乏”。在广大地区则推行了限制地主收租的措施,绍兴、宁波、嘉兴、杭州、湖州等地区,均有此记载。在绍兴,太平军攻克后,农民普遍拒交租谷,有记载说:“去冬(按指1861年)向佃户收租如乞丐状,善者给数斗,黠者不理,或全家避去者”。“此时(按指1861年),秋收已毕,年景尚好,惟租尚未归还”     

我奉命拘捕毒死章亚若之凶犯的真相

张振国字正之,湖北沔阳县人(系国民党元老张难先之侄),出生于1915年9月,黄埔军校四期生,毕业后曾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十八军排连营团长。抗战爆发后曾在第九、第六战区及远征军长官部当过军事情报主持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长期居住在国外,最近他在看到台湾一些报刊上刊登的有关章亚若被毒死的文章后,回忆起他曾奉陈诚之命将毒死章亚若的军统人员黄中美拘捕。现将张振国的回忆记叙如下:关于蒋经国与章亚若女士的一段恋情,为一般人茶余饭后常谈的故事。可惜终场变成了悲剧。关于章亚若病死或毒死一事,各有各的说法,但以毒死之说居多,尤以桂林…     

从土改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山西农村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自此开始了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1952年9月,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全国约有3亿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9月山西建制恢复时,全…     

清代前期的预租

清代前期,佃农一般都是在农作物生产过程完成之后,向封建地主交纳地租。但是,在某些地区存在着佃农在农作物生产过程没有完成,或者还没有开始的时侯,就要向地主交纳地租的现象,即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佃农“先期纳租”、“头年交租,次年种地”、“先交租银,后种田亩”、农民纳租,“或在当年,或在上年”等等。以作者有限的见闻,在清代前期,尚未见到有把这种交租方式概括做预租的。迨到民国年间,或在清代末叶,才出现把这种交租方式叫做预租等多种多样的名称。根据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提供的资料,在湖南汉寿县叫做倒租。在河南叫做支租。在河北霸县叫做现租。在广东东江一带叫做上期制。在辽宁绥中县一带叫做上期租。江苏浙江沿海一带叫做预租。有“照旧习缴纳预租”、“预租陋习,相沿已久”、“预租风亦盛”等记载。但这里的预租有两种     

民国怪杰张难先(长篇连载之五)

第六章 甘当“秦桧” 21 三军夺两帅 留我难先 张难先抵重庆女儿家中,见当天《中央日报》载参政员名单,赫然刊出张难先三字。 张难先自叹:“逃不脱了!” 湖北参政会定于12月22日召开,张难先连连接通知,不得不于11月中旬启程回鄂。 预备会上,参政会全体公推张难先致《开幕答词》。 张难先拗不过众意,只得应命而为。 《答词》是即兴的。词中有“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谓之贼三语相勖。”等句。 《答词》不为政界所欢迎。     

谈谈张难先的『怪』

《张难先文集》系张难先先生的长孙张铭玉先生及其夫人傅蟾珍伉俪根据家藏旧籍及手稿编成,经我删减、整理、校订,并获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资助,得以正式出版。这本文集是一位辛亥老人整理的人生记录,从中我们看到了他“少与恶社会斗,长与恶政府斗,拔剑揭竿,祸闯千百侥幸过”,一生坚持斗争的艰难步履,也读到了他“八十者能知七十之非,九十能知八十之非”,一生不断进步的心路历程。民国时代张难先与石瑛(蘅青)、严重(立三)被鄂人称为“三怪”。张难先自己认为,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在编这部文集的时候,张难先先生的那种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的品质,敢与恶邪抗争、敢与权势较劲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

押租原是地主防止佃农欠租而预收的保证金,是经济强制取代非经济强制的产物,不久蜕变为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剥削。成都平原和四川的押租最为流行和苛重。“押扣”不过是地主榨取押租的一种手段。租佃制度历史久远,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与生产者的分离,同市场或市场经济没有内在联系。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增押增租、频繁撤佃成为地主压榨佃农的主要途径,押租、地租交替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佃农的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押租和封建租佃制度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包括押租在内的封建租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宋代的地租形态

地租是研究封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立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分配关系,或称之曰剥削关系。它也是随着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的时期之內就有一定的地租形态未刈獾淖畲筇氐?是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地权与地租的关系。地权的概念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起来,地租的制度也跟着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起来。地主对农民进行地租的肃削,是建立在对于地权的享有上,一切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和伴随地租而起的其他奴役和剥削,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由于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而建立起来的依附关系,虽然还是相当广泛的存在着,但却逐渐趋重于经济关系这一方面。另     

蒋经国：《血战台儿庄》没有给我父亲抹黑

1986年4月,大陆拍摄的一部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台湾“中央社”的香港负责人谢忠候在看完电影后立即打电话给蒋经国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的先总统（蒋介石）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周恩来的“迟到”与“早退”

抗战期间,周恩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我在政治部看到周恩来,大半是在做“总理纪念周”的时候。陈诚常在前线,回渝时必主持总理纪念周,而周恩来也在此时必定到会。那时的常规,讲台上无座位,仅是主持人站在台上讲话,与会的人一律     

万家岭战役述评

万家岭战役述评郭代习赣北万家岭战役是抗战初期并不多见的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之一。陈诚认为,台儿庄战役和万家岭战役“先后辉映”①;叶挺亦盛赞万家岭战役“尽歼丑类,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②。当时国共两党对万家岭...     

偏安“副总统”陈诚──长篇连载之一

小引前民国中央社记者、有新闻界“四大金刚”之一称谓的徐恕宇先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担任湖北省政协文史专员13笔者乃文史学徒，对民国史中多有不解处，便就近请教于这“本一活辞典”。徐先生讲“文史”掌故．多讲他的亲身经历．故听者极感亲切，笔者听他讲得最多的就是陈诚，他与陈在抗战中过从甚密。有次徐专员讲道——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进人到最艰苦的lop年，于重庆缓云山美龄别墅召见他的3名重臣：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蒋说：尽管日本狮子大张口，从鄂西、湘西……佯攻，又从我们的背面大西南打来，目的在于侵占重庆，动摇我抗…     

清代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西汉时规定宗室回避都城附近的河南、河内、河东三郡,即“宗室不宜典三河”。唐朝规定不许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明朝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清代回避制度规定得更全面,更具体,在历代回避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本文根据清代官书和档案史料,就其沿革、特点和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索。     

张难先在汉口查办三大案件始末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委员会,张难先以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这年秋天,张先生要我去帮忙,说有几件重大案子正在侦察,不久将要提出检举。我于是做了监察处主任办公室的秘书。张难先在国民党内以廉正著称,1927年他在广州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局长时已有清誉。1929年南京政府五院成立,戴传贤邀张难先任考试院铨叙部长。翌年冬,蒋介石调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暂避舆论攻击准备下野前,先把他的军事将领安置要地,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