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高校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部分研究成果述评

在自1978年以来的20年里,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与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高校的成绩尤其令人瞩目,主要表现在学们对历史学的认识有了更高的自觉;对中国历史与化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在深化原有专史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与海外学术交流得到了很好的加强;此外对历史与化研究成果的普及,高校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20年来的中国历史与化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21世纪里整个中国史学界应该更加关注和解决的同题。     

德国纳粹时期《历史杂志》的纳粹化

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科,历史学应在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同时,不屈服于现实。德国长期以“科学”和“独立”著称的《历史杂志》,却在纳粹上台后逐渐转向纳粹化,在经历过“主编易人风波”后,更是通过提升主编权力、改变办刊宗旨和增加纳粹主题刊文数量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纳粹政治,沦为纳粹的附庸。在此期间,由于杂志刊发了一些纯学术和批判纳粹类型的文章,后世学者往往把它看作“消极抵抗”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杂志号召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不能被视为抵抗纳粹的证据。《历史杂志》的纳粹化对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助长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行为,美化了纳粹的侵略行径,而且降低了德国传统政治史学的权威性,削弱了杂志自身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使其丧失了在全球史学界原有的地位。     

“中世纪”的建构与解构——兼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中世纪"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在17世纪后期正式确立,是古代、中世纪、现代历史三分法的重要环节。在现代语境中,"中世纪"的含义不断变化,由最初的欧洲的局部历史现象变成欧洲的一般历史时代,进而等同于封建社会,最后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但是,"中世纪"等概念在历史学的实践中也存在很大弊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批判乃至解构,并尝试新的历史分期法。中国史学界也逐渐校正了机械化的苏联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大改变。但这些变化也带来一些问题,对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形成了冲击和挑战。     

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评介《碎片化的历史学》

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当属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正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该著是德国全球史学界的一部代表作,曾荣获多种国际奖项。中译本全书分三卷,1800余页。作者采取全球史和跨民族史的视角,全面描绘了19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面向。全书各章的主题有较大的新意,如时间、空间、边疆、知识等等,这对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弥补传统民族-国家历史叙事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

中国古代史学蕴含着丰富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发掘、梳理、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本刊作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始终关注上述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促进历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发展,我们约请了几位专业研究者就有关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问题、中国古代民族史观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等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

20世纪中叶直到70年代末,我国史学界通常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界,历史唯物主义被称为唯物史观。而这种唯物史观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历史观的精神实质。因此,以过去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曾经给我国的历史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这当然不是完全抹煞这一时期史学的成绩)。20世纪的最后20余年,亦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的重要而具有深远影响的收获之一,便是史学界觉悟到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历史学应该建设自己的学科理论。我们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划分成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是对客观历史过…     

“柏林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云客乐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联邦德国(原西德以及统一德国)的社会史学派涌现出了许多扬名国际史学界的历史学家,其中被誉为"柏林共和国的历史学家"的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是近些年来特别引人瞩目的一位。云客乐于1938年出生在德国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知     

试述科学的历史认识的形成

关于能否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是近来史学界探讨的热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历史认识本身的问题,更事关历史学科能否成为科学的大问题。因此,研究如何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认识,对于进行历史研究以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的确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

19世纪是法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既有法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邻德国的学习和借鉴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介绍给法国人,此后,基内与库赞在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引入法国上着力最著。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史学在主导19世纪德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于法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莫诺、拉维斯、瑟诺博司为首的法国史学家在借鉴兰克史学的基础上,推动法国实证史学在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与本土化研究的思考

与中国历史学的数千年发展相比,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学最重要的进步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融汇和交流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演化的全新历史问题。５０年代以《红楼梦》讨论为契机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毕竟,相对于同一时期史学界就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     

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现代化理论与德国近现代史研究——联邦德国史学界研讨情况

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是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首先提出的。他们以当时的美国社会为模式,树立了一系列衡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标准,为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划。在许多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发展项目失败以后,英美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论历史化,研究的重点由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转向现代西方的形成与发展史,即18世纪晚期以来(或更早一点,16世纪以来)欧洲与北美的历史。在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的社会学家与社会史学派将英美的现代化理论引进联邦德国史学界,特别是引进德国近现代史(即德国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的研究。     

《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

正(中)孟钟捷、(德)苏珊·波普、(韩)吴炳守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1月出版,共58万字。该书是一本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汇集了中国、韩国和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历史教育学和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该会议主题为"1945年以来世界史的呈现:亚洲与德国/欧洲教科书叙事特点的比较"。全书共分四部分:亚欧历史的转折点;亚欧历史教科书中的教学观念比较;历史文化与公共历史;教科书分析。该书是在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自上个世纪 80年代“比较研究热”在中国滥觞以来 ,比较史学的学术理路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2 0 0 3年 10月下旬在京举行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 ,以其浓烈的学术氛围展示 ,我国史学界的历史比较研究 ,正在日益凸显出新的学术广度与深度。这一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汇聚了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约 70名正式代表 ,收到学术论文及学术综述文章 5 0多篇。不少史学名家以及一批具有学术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 ,随着中国现代…     

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之间——关于“德意志独特道路”的新思考

“德意志独特道路”问题是德国与西方史学界围绕19与20世纪德国的发展道路是否与为什么偏离西方道路展开的讨论。本认为,不能忽视另一条道路,即共产主义道路对德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影响。19世纪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偏离了西方议会民主制道路,而20世纪纳粹德国的独特道路则既背离了西方道路又背离了苏联式的东方道路。德国走上独特道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半先进与半落后的中欧国家性质以及德意志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

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200多年,在中国也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家提出,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就有希望得到科学的结果。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兴起。史学家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也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可以成为一门科学。有人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或其他学问。还有人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

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类型,政治变动和社会运行是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方面,所以,政治史和社会史也必然是历史学的主体部分。20世纪以前,中西方史学界始终是政治史一统天下,此后在否定政治史中社会史兴起。社会史的发展经历了从"否定政治"、到研究实践中"悬置政治"、再到逐步"融汇政治"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