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1947—2002)

日本历史教科书在过去的 46年中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篡改与反篡改斗争。记述“正史”的教科书乃是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的关键所在。以历史学界为代表的广大日本民众为捍卫科学的尊严、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进行了长期斗争。冷战后 ,随着日本国内谋求政治大国化和军事大国化势力的增强 ,日本篡改历史势力的发展与活动也超出了意识形态领域 ,覆盖到经济与外交 ,历史教科书和战后教育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1980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属于历史认识问题,即日本人如何认识当年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所进行的侵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1980-1989年,我国学术界主要简单介绍和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1990-1999年,集中探讨"家永教科书诉讼案";进入21世纪,则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表现、实质、原因、影响、对策等方面,更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重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注重借鉴欧洲教科书问题解决的经验.     

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清末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式国民。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所分合: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实现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更多反映的是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的理解。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又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和政府与学界的期许都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

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改订本在2005年由日本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后,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开始了对这一教科书的批判。本强调的是：这本教科书确实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歪曲与掩盖,但这是由该书的基本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如果不对该书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进行剖析,而简单地罗列其歪曲或掩盖的历史事实,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该教科书编织的理论体系,从而忽略了对该教科书最要害的本质问题的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最本质的问题,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肯定战前日本的“国体论”,而根本转移或充分淡化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危险的体系。     

如何培育健康的历史意识——试论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叙述

历史教科书肩负有塑造国家与民族之回忆文化的职责.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述经历了多种变化,这些变化历程也反映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进程.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着眼于培养年轻一代的罪责意识,通过集体罪责的分层化、消融化、当下化和立体化,试图建构年轻一代健康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已经成为德国当代历史教学中的核心理念.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     

印度独立以来历史教科书问题与教、俗之争

印度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印度社会思潮的变化关系密切。独立初期,世俗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印度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以世俗主义史学为主。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政治机会主义的增加和世俗政治价值观念的淡化,教派主义政治和社会思潮迅速发展,教派主义史学也影响到教育领域,力图改变世俗史学在历史教科书中的主导地位。1998年,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上台后,为了贯彻其教派民族主义的教育政策,于2001年提出修改已经使用了30多年的历史教科书,因世俗主义史学家极力抗议而未果。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中日教科书问题的最早纷争

中日两国有关教科书问题的纷争既是个现实问题,又是个历史问题,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在查阅相关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中日教科书纷争的两桩最早个案,在此稍做整理,以供学者参考.     

从伪满《历史教科书》看日本殖民当局对历史的篡改

本文以由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纂,并于1932年(昭和七年)4月8日印刷,同年4月10日发行的原版《历史教科书》(上、下册)为蓝本,结合具体史实,讨论其对历史的篡改。因该教科书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授意下编写的,完完全全地代表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旨意,体现了军国主义时代日本的皇国史观,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对该历史教科书进行剖析,可以从源头上、传统上找到当代日本国内某些篡改历史教科书思潮的历史源流和思想根源,追根溯源,更有利于揭露其篡改历史的本质。     

百年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动机的书写

不同时期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战争叙事,分别基于某种解释而选择了不同的叙事内容,进而赋予意义加以书写和叙述。“教科书文本”只不过是对已发生之事的种种“解释”,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其中既有揭示,也有掩盖。百年来,以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时期为分界,在不同的权力制约下,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叙事尤其是侵略动机进...     

历史教科书的错误折射出美国国家历史观

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的著作《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自1995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先后获得"美国图书奖"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库克斯‘杰出的反种族主义学者奖’",销量已超过100万册。洛温认为,美国中学教科书充斥着错误的信息和见解。该书中文版2009年底面世后,也引起中国各界读者的重视。正如一些人指出,这部著作的价值,不在于作者揭露了哪些谎言,而在于启迪人们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谎言。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些中青年学者就这些问题举行座谈,本刊摘要发表有关发言,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朋友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劳动理念书写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政权为强化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形成尊重劳动人民的意识、养成热爱劳动的风气,就需要加强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借以灌输并养成学生们的唯物主义劳动观。“劳动创造人”“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等命题皆为核心的书写范式。这种体现革命史话语体系的书写范式的确立又与新中国初期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崇尚劳动光荣、突出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整体社会氛围“同频共振”,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果。     

从教科书问题看日本国民历史教育的缺憾

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从历史教科书人手,在思想教育领域不断进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近年来日本教育界出现的要求"修正教育基本法"、强调"爱国心"教育、颂扬战争中推崇的日本天皇制的"教育敕语"等现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在教育领域重回到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教育的老路上去.近代日本国民的教育是以"教育敕语"为核心的天皇制教育.战争期间的"忠君爱国"思想的毒素在战后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思想中并没有彻底肃清,而右翼势力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国民教育是极其危险有害的.日本国民历史教育的现状及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令人担忧.     

秦始皇、朱元璋的长相知多少——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图片选用

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剧舞台,可以脸谱化的。读者以为然否?“文革”后,全国统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历了几次修改,编写者为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在文字间插入不少图画,以求达到图文并茂的教学效果,编写者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在编选图画时,有不少的画面确实让人值得深思,本文限于篇幅我只想就其中的两幅人物画面作一番叙述与讨论,以唤起编写者注意。教材中所选的秦始皇的图片让人过目不忘,画面中的始皇帝穿着考究华贵的帝王服饰,方面高鼻、器宇轩昂,挺拔如塑像,目视苍穹,可谓是英武潇洒、相貌堂堂,这就是所谓的秦始皇冕服…     

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领导俄罗斯“由乱到治”,走上“复兴”之路。普京政绩突出,威信很高,不仅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而且被国内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视为“精神领袖”。在苏联问题上,普京始终坚持“一分为二”,既肯定其客观存在的成绩,也指出其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普京的评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先他对苏联的消极一面说得很重,后来则对苏联的积极一面说得较多,最后又总结教训,确认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通过对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的了解,可以从中了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动向和发展。     

法国学者比日耐谈社会史研究

正巴黎第一大学教授、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米歇尔·比日耐先生于2013年9月6日至21日在北京进行为期15天的学术访问。此次米歇尔·比日耐前来中国的学术访问是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开展的研究互访项目。在此期间,他曾经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及浙江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进行学术讲座,并与师生、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吴雁南与新中国历史教材的编写

新中国历史教材的编写,凝聚着吴雁南先生的一份辛劳。他参与编写的中学历史教材,对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绝大部分中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主编的大学历史教材,熏陶着“文化大革命”后相当数量的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世安、孟广林在唁函中提到“由他主编的多部专著,被收藏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成为各国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必读之书”,高度评价了吴雁南先生编写的历史教材的重要地位。     

磨刀不误砍柴工 求真务实辟新径——浅谈“解读历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必要性

正确地解读历史,是历史教学的应有之意,也是人生成长的需要。历史材料需要解读,历史事件需要解读,历史人物的活动也需要解读。培养学生正确解读历史的能力,才能达到历史教学的根本目的。不仅名词概念需要准确的解读,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活动也需要解读。不仅历史事件的真相需要解读,处在历史事件中的各类人物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机也需要解读。不仅历史人物的活动需要解读,历史上丰富的思想理论遗产也需要解读。解读历     

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

有过战争经历的国家进行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以达成历史共识与和解,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在欧洲有着较长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欧洲经验可以在宏观认识和具体策略上给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书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中日历史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在许多方面无法复制欧洲经验,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需要参与各方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