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政治史到文化史——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20世纪史研究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是一位在法国与国际史学界均具有显赫地位的法国著名史学家。在完成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倡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结合,主张文化是政治的基础,并注重表象体系和传播过程。借助"政治的文化史"视角,西里奈利将原先关注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化史研究用于20世纪,提出了"60年代分水岭"和1965—1985"决定性的20年"等观点,并使用"重要见证人"的方法审视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时期。他的史学研究有别于"新文化史",被视为"法国式文化史"的重要代表,反映了时代变革中法国史学家重塑民族意识的尝试,对现当代史和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近六十年宋辽西夏金火葬研究综述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各地宋辽西夏金火葬墓被不断发掘,徐苹芳等学者率先对宋元火葬展开专门研究,六七十年代,日本、美国学者也屡有成果问世。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推动了学界对宋辽西夏金火葬习俗的研究,在仪式和墓葬特征、区域分布、社会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国家制度与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多有斩获。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在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     

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风靡学界。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由滞后到火热,1999年是其传入大陆的节点。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被大量引介。同时,大陆学者积极开展新文化史实践,在城市史、医疗卫生史与身体史、书籍史与阅读史、表象史与记忆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大陆新文化史的收获是,把“人”带回到历史研究中,拓展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史料。主要问题为,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性,研究碎片化,缺乏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存在泛文化现象及单一文化决定论。未来新文化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加强跨学科合作。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

本文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有关讨论中国古代疆域的论文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古代中国疆域范围即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政权所管辖疆域的观点;接着,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疆域形成的新观点作了评述,并提出了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阶段划分（即分期）以及规律和特征的四点认识。     

“历史记忆”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

正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如一股清新空气般给史学界带来了不少激情与活力。社会记忆史也是当前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之一,英国新文化史研究大家彼得·伯克将之列为新社会文化史七大类之一。随着记忆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西方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一、威权主义政体的特征与类型"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中国知识界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了一阵讨论"新权威主义"的热潮。这次讨论主要是受到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影响,一些学者用"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来强调     

60余年来中国学者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和阶段划分问题的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进行论述;50年代中后期曾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鸣;80年代以来,关于二次大战性质问题的观点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阶段划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确定二次大战性质的标准和依据.     

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写作范式的两次转向——评林·亨特的《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

正当代美国著名的女性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1945—),(1)对国内史学界来说并不陌生。李剑鸣、俞金尧、徐浩、李宏图、周兵等学者对林·亨特在当代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与新文化史中所做的贡献多有论述。(2)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在其取得空前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隐忧。(3)这也促使亨特等文化史家提出"超越文化转向"这一命题。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对"文化转向"的超越呢?继《新文化史》和《超越文化转向》之后,2014年亨特推出了又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周积明尽管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提出疑问和诘难,尽管文化史研究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时时流露出不成熟的痕迹,但无论如何,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和发展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一脉,是传统史学革命的一部分,又和中国的现代...     

浅析经济危机下美国实行睦邻政策的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经济危机和德意日法西斯对拉美的经济渗透,美国在拉美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严重挑战。因此,美国不得不调整拉美政策,出笼了睦邻政策,以缓解经济危机下美国经济的困境。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披沥五十载 丹心入青史——中国新编地方志纪实

中国新编地方志工作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全面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的壮举。     

小屯丙组基址主体为祖先祭所说辑补

关于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安阳小屯丙组基址的性质,学者多有研究。本文倾向于其与祖先祭祀有关的观点,并对此做了补证。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正>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拉美研究中的民众主义:概念含义的演变

西方拉美学界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的界定发生过较大的变化。早期现代化理论学者和依附论学者强调民众主义概念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历史阶段性特征,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界将民众主义界定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政策。80年代以后,这种界定方式受到实证与理论上的双重挑战,于是,有的学者将民众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策略。这一修正使得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解释80年代以后拉美政治发展的新现实,因而是有价值的。     

历史学视野下的灾害文化研究述评

<正>灾害文化体现的是人们对灾害的认知和应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提出“灾害文化”概念,90年代传入中国后,较早受到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灾害学等学科的关注。进入21世纪后,灾害文化逐渐进入历史学者的视野。近年来,在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深入发展,以及灾害史学界寻求转向的大背景下,灾害文化尤其受到历史学界的关注。经过50余年的发展,灾害文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有极大发展。学界对灾害文化的概念也已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     

中国最早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

文化史研究被学者赞誉为20世纪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但是最早的文化史著作是哪一部?目前学术界的论说存在着分歧。据笔者的考察,至少目前有以下四种说法。1、林传甲说。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文化史书目》(《中国文化》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载:中国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