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

欧洲文明采纳和改造不同的文明元素,经历数百年痛苦的文化互动与磨合,终于成形于中世纪中期。其文明确立的标志是有着广泛社会共识、被明确定义并根植于自然权利的"元规则":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它们是深层次、始基性规则系统,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它们是不可让渡的应然权利,却影响着实定法权利,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社会走向。这些元规则自成体系,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而使西方成为西方。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是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使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印在日本万元大钞上的福泽谕吉

一个头像印在万元大钞上,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被日本称为“文明之父”、“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人物——福泽谕吉。他晚年蜕变成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煽动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他仰慕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鼓吹“文明=西洋,野蛮=东洋”。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冠以“文明化的进程”。     

晚清中国的“彼得兴俄”叙事及其演变

19世纪30年代,"彼得大帝"经传教士引介而进入汉文知识世界。由弱转强、易贫为富的"彼得兴俄",作为隐喻时局政治的优良载体,先是被塑造为"游历—兴国",后又被建构为"游历—变法—兴国",至戊戌时期已基本形成一个情节完整的改革故事。在此背后,既有晚清政治实践的诉求,也有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抑或说是"华夷"观主导下,将异国之君彼得拟构为本土圣王的书写策略。而到1900年前后,在"彼得兴俄"文本中,逐渐渗入基于西方话语的"野蛮—文明"视角,特别是晚清最后十年的西洋史教科书,又为"野蛮—文明"的叙事增添了历史分期与地理区隔的价值意义。"彼得兴俄"也从中国历史叙述结构转向西方经验的线性框架,成为此后叙事雏形及"近代化"符号的滥觞。     

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

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为了论证民族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宣扬了一整套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西方传入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根据本国在亚洲文明程度的领先状况,日本思想界提出"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认为日本已经是亚洲"文明强国",在世界上可以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因而应当在亚洲成为"食他人者"。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界又提出,亚洲各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所以只能成为"被食者"。再进一步推断,日本思想界又宣扬,文明进步的日本向野蛮落后的东亚各国扩张,"输出文明"并"保护"那里受苦受难的各民族,成为日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民族扩张的"正义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明治日本思想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所谓"正当性"诠释。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

在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中,历史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依托世界历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学派也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根据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提出了"首要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英国学派对界定国际社会和阐释世界历史变迁标准的一个特殊贡献。首要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深刻的、不断演化而来的社会结构,包括主权、外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际法等。次要制度与之不同,它是被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一种建构的、工具性的制度和国际组织。在定义首要制度及其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后,人们就可以进而关注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英国学派以首要制度的变迁为基准,对现代国际社会进行一个简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叙述。最后,反思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理念和更趋于核心—边缘的现实结构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中,西方核心和其他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社会共享各种制度和存有各种分歧。     

本期寄语

<正>本期刊登11篇文章。"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的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一文,比较系统地叙述、分析了埃及学起源与欧洲对外扩张、征服以及相互竞争的密切关系,揭示了长期处于欧洲殖民扩张语境中的埃及学所构建的古埃及     

殖民强权的“例外之地”和“绝对责任”制度在晚清中国的形成

外国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推行了一种“绝对责任”制度,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在“排外”争端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并严惩涉事中国人和案发地区的官员,而并非照国际法惯例或中外法规来判定中方人员是否应被如此惩处。这种政策和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实施军事管制法和现代国家实施“紧急权力法”等现象在法理和政治哲学上有紧密联系,其理论核心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例外之地”。列强最终借1901年《辛丑条约》将这种政策变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此前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及其历史成因和国际背景,来剖析相关的霸权政治和殖民实践的运作逻辑。     

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

中国和欧洲在古代是联系很少、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世界。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空前巨变。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逐步建立起对中国的支配地位,把独立的中国变为主权残缺、各方面受制于人的国际半殖民地。几十年来,西方学者撰写了数量可观的中西关系史论著,有些著作资料丰富,具有重     

试析志贺重昂的《今日之日本》

《今日之日本》是日本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在明治19(1886)年的南洋巡航中用英文所写下的一篇向西方世界展示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状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志贺重昂期望通过展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之状况,向西方世界表明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已经发展为一个同西方国家一样的近代文明国家、国民国家,以取得西方国家对日本近代文明国家身份之认同,进而谋求在西方列强势力不断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情况下,维护与追求日本的独立和发展。     

张斯麟：惟一风过列宁的中华民国官员

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西方国家对俄国实行围堵,列宁寄希望在西方列强联合阵线的最薄弱环节——中国身上寻找突破,以求从西方列强的联合阵线上撕开一个裂口,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俄国政权被国际孤立的危险,消除俄国政府东西方同时受敌之危难困境。     

一部值得一读的地区史——《东南亚史》评介

东南亚诸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西方列强入侵后,这里的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殖民国家出于制订殖民政策的需要,早就建立了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学术团体。如1778年成立的荷兰皇家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协会、1877年成立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等。这些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虽然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大都囿于殖民主义的偏见。尽管西方学者对东南亚     

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

正近代中国被西潮入侵,屡战屡败,创巨痛深,朝野震动,于是接受西方以强弱定文野的观念,自认野蛮,由原处"天下"之中而退居"世界"的边缘。①如梁启超在1912年所说,今日"我国在世界现居何等位置"、将来如何"顺应之以谋决胜于外竞"之道?是每一个国民应关注和思考的基本问题。②据裕德菱记载,慈禧太后在逃难西北又返回北京后,也"殷望中国,得在世界列强之中,占一     

"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勿庸置疑,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在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因此,我们经常听到"国际共同体"受到损害的言论,这涉及联合国的未来、美欧关系的日渐疏远、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减缓、战争联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信任崩溃、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文明的冲突"的升级等.     

领土变更的“归还”形式与台湾的法律地位

台湾的法律地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随着传统国际法转向现代国际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并形成了领土变更的"归还"方式,台湾的法律地位正建立在这一新规则的基础之上。台湾从被日本占据到"归还"中国,通过完整的条约链条,完成了合乎国际法的认定程序。美、英等国在背弃承诺之后,最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归到原来的立场。接受台湾"归还"的"国际人格者",经历了先后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嬗替,也在包括美、英、日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达成共识。这三大要素确认了台湾的法律地位,注定其未来归宿,并昭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结束两岸政治对立的最佳方式,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世界历史视野中重塑国际关系研究模式——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将签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为欧洲国际体系的开端。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一种时间坐标对国际关系研究影响可谓深远,以至于形成了该领域研究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虽然该模式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它使得多数国际关系理论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隘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另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国际关系学对1500年前的世界的整体考察,而且它还严…     

“中国近现代民族复兴问题”笔谈

正【编者按】近代中国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所为者,就是民族的复兴大业。回溯中国数千年来,其间虽也有兴有衰,但整体上看,与其他国家、民族相比,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是世界上的强盛之邦、富庶之邦和文明之邦,被称为"天朝上国"。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却遭遇数千年来未见之变局,外则屡被西方列强侵略,订屈辱城下之不平等之约,越来越陷入任人宰割和奴役之深渊;内则统治者懦弱腐朽,纷争内乱,人民处于战乱和贫困之中。故而近代的爱国者起而挽     

陶寺出土乐器与中国早期的礼乐文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文明时代的起点确立了一个终极标准。不过,学术界对野蛮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却有着不同的解释,诸如城市、铜器、文字等等都被指为构成初期国家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文明时代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概括,有一些文明因素起源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