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平民问题的由来及研究概况

罗马平民问题研究是古罗马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外,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着罗马平民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本质区别及等级冲突的实质等问题展开。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仍有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弄清罗马平民问题,对于深入研究阶级、文明和国家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的关系及其演变

由于嬴秦贵族多采用直肢葬,平民多采用屈肢葬,有关学者多以为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收集分析秦人葬式资料发现,这种象征意义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战国早、中期后,随着小型秦墓中直肢葬的增加,秦人葬式中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这一变化应是内、外因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果。外因是外来移民的大批涌入,将平民直肢葬风俗带入关中秦地,内因则是秦国实行的变法革新,变法削弱了旧传统势力的影响,使得平民直肢葬有了存在空间。     

法国旧制度晚期奢侈论争中的等级、性别与政治

18世纪法国的"奢侈论争"不仅牵涉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问题,更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相较以前的反奢论,这场论争更为猛烈地抨击了贵族女性的奢侈腐化,进而直指整个贵族等级。贵族被视为丧失了应有的美德与存在价值,其权威与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借助性别的话语,该论争在承袭了古典传统对奢侈批评态度的同时,展现了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是当时社会政治矛盾的真实反映。"奢侈论争"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大革命前夕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等级社会。     

狄奥尼索斯崇拜探析

狄奥尼索斯崇拜的起源地在希腊本土,流行于底层民众中间,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了东方文明尤其是古埃及文明的影响,增加了某些神秘主义的因素。公元前7—前6世纪,在希腊民主政治的进程中,狄奥尼索斯崇拜因为远离贵族控制,成为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由“边缘”走入了城邦的“中心”,并在民主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发展。狄奥尼索斯崇拜也因此承载了宗教内涵和政治内涵。     

贵族之花凋零了

从贵族到平民,英国走了十多个世纪。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因为贵族的妥协,避免了革命的震荡,赢得了社会的平稳。他们是识时务的,妥协的背后是远见和勇气     

14世纪的步兵革命与西欧封建制的瓦解

以往学者通常把火药武器或雇佣军的出现作为从军事上促进了西欧封建制瓦解的关键性事件 ,但英、法及西班牙等国封建贵族被驯服的过程证明 ,这种观点是存在局限的。在 1 4世纪 ,步兵开始取代重装骑兵成为西欧战场上的主宰 ,这就是所谓步兵革命。因为步兵在作战技能和装备费用等方面的要求比较低 ,步兵的兴起为第三等级进入军队创造了条件。步兵革命不仅削弱了贵族垄断西欧军事事务的基础 ,而且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它从两方面冲击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 ,因而有力地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     

东汉丧葬吊祭考

东汉时期,吊祭是丧葬活动中的重要仪式。在皇帝、贵族、官员的丧礼以及平民的丧葬活动中,吊祭是表达对死者哀思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但由于社会等级差别,吊祭的方式并不相同。在国家丧礼中,吊祭的不同方式体现丧礼规格的差异。在私人丧葬活动中,吊祭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因而成为吊祭者与丧主联系的一种方式。     

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

贵族是俄国的特权等级,但贫困却是俄国贵族的长期特征。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是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彼得一世的政策打击了大贵族,促进了部分小贵族的崛起。俄国的领土扩张、特别是瓜分波兰之后,当地的封建主进入俄国贵族等级,大大增加了俄国贫困贵族的数量。到19世纪中期,俄国贵族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农奴制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贵族债务的增加、小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大幅萎缩,表明贵族的贫困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政治顽疾。贵族贫困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表明沙皇政策对贵族地产的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并非是贵族衰落的反映,而是贵族等级本身的开放性、农奴制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缺乏一子继承制的结果。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

第90届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举办于公元前420年。其间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是斯巴达城邦被禁止参赛,二是雅典贵族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赛场上大肆炫耀他个人的财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事件及其背景的解读分析,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其中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从封闭向开放的渐次拓展——析18世纪俄国贵族的行为文化

18世纪，随着沙皇专制的加强，贵族的特权不断扩大。贵族等级的特权利益需要与其相适应的行为化。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下，贵族的行为化得以形成和统一，它对贵族的封闭性有所突破，但也产生了崇尚西方、追求奢华的弊端。     

试析长江中下游孙吴墓葬的等级问题

本文通过对长江中下游墓主身份信息较明确的孙吴墓葬进行比对,将其分为孙吴宗室成员与吴帝、贵族与官吏以及平民墓葬3个等级,并对墓葬中受墓主地位等级影响较大的元素做了提取和总结。同时,文章也指出,孙吴政权的丧葬等级规定辐射范围有限,在墓葬规模与墓主的身份地位之间并未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并且丧葬等级规定的实施很可能还受到其政权性质与社会集团构成的影响,一些个体化、特例化的现象也需要被给予关照。     

从大教堂到市政厅:中世纪晚期锡耶纳的城市空间转型

13—14世纪意大利城市锡耶纳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新兴平民阶层迅速崛起,同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权贵家族分庭抗礼,并最终超越后者而建立了九人体制的共和政府。这种政治经济变迁使得锡耶纳的城市布局发生了重大转型。共和政府以前,城市布局主要以散布全城、各自为政的贵族私邸和塔楼构成。当平民对贵族的政治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平民主导的共和政权为了塑造合法性和显示政治权威而着手建设市政厅、市政广场,并延请艺术家创作富含政治寓意的市政厅壁画。锡耶纳城市空间的转型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意大利城市权力的重大转移。     

罗马划分财产等级的起源及其原则意义

对公民及其财产实行普查,划分财产等级,确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是罗马城市国家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随着罗马城市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共和时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后来由于城邦制度逐渐瓦解才趋于衰落。在罗马城市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公民按财产分为等级同贵族、平民的等级区分交织在一起,显示了罗马公民集体或称公民公社等级制度的特点,构成了公民集体组织结构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限于篇幅,本文专门论述罗马划分财产等级的起源,探讨其原则意义。     

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

本文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来揭示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百工"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周原齐家制玦作坊手工业墓葬的分析表明,西周时期依附式(贵族或王室拥有)手工业生产者身份存在着等级差异,既包括平民、奴隶,还包括作坊的管理者及小贵族等。就其劳动力构成而言,绝大部分生产者当并非奴隶。     

游戏与路易十四宫廷社会的构建

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社会,游戏是宫廷贵族特权身份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正当”地通过游戏来消磨过多的空闲时间,且他们的游戏和游戏方式与平民明显不同。游戏也是重要的宫廷社交场合,不仅影响到宫廷人士的荣辱,而且是贵族借以证明其特权身份的重要途径。这使游戏变成宫廷贵族的一种“义务”。路易十四有意识地利用游戏来构建和强化绝对君权,包括控制贵族和加强臣民的效忠。游戏的社交性还使它在宫廷伦理的构建中扮演特殊的角色。这种“优雅”的游戏伦理尽管是以宫廷贵族的特权意识为中心,但对理性和鉴赏力的推崇使它孕育了“平等”等现代意识,并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创造了条件。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安阳殷墟是我国商朝后期的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的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分布范围相当广阔,面积约在24平方公里以上。小屯一带,古地名叫北蒙,又叫殷。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第十代国王盘庚,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决定“震动万民以迁”。他率领贵族和平民离开了原来的都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西渡黄河,把都城迁到殷。在这里共传八代十二王,建都二百七十三年。这段时期被称为殷代,历史上也常常把商朝称为殷朝,或者殷商。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即殷纣王)时,周武王联合西方各诸侯方国,对它进行讨伐。在牧野(今汲县南)大战中,商兵“前徒倒戈”,纣王兵败自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

政治文化研究当包括从政制精神、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四重维度,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情况的考察。明清时代的中国,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气各领域都发生深刻变迁的同时,政治文化之主导方面仍沿着帝制体系传统轨道推演。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突出特征,正是商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由度的增强以及庶民文化的发达趋势与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贵族体制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一种自洽格局。这种自洽格局显示出帝制农商社会在商品经济繁荣情况下继续延伸的潜能。19世纪中叶的中西方冲突,不是处于同一历史过程不同阶段的两个社会的相遇,而是两个处于不同历史过程中的文明体系在亚洲大陆时空格局中的交汇。     

阿卡狄亚的“双城记”:古典时代的曼提尼亚与泰该亚

古典时代,曼提尼亚与泰该亚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合作,再从合作到对立的转变。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前30年的对立中,两邦不仅发生了战争冲突,在处理同斯巴达关系时也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流克特拉战役后,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曼提尼亚和泰该亚暂放隔阂,建立了阿卡狄亚历史上唯一一个地区性国家——阿卡狄亚同盟,并坚持反斯巴达政策。然而,随着斯巴达威胁的减弱和同盟内部矛盾的积聚,曼提尼亚和泰该亚再次对立,阿卡狄亚同盟走向分裂。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

教育是古代斯巴达文化形象的基础.一般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其实,这个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