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历史“人性化”——德国传统学院历史科学的新视角

在世界历史科学领域中,大师朗克创立的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一百多年来,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始终稳重地固守着实证主义史学的传统,在政治的视角下对制度史进行研究。尽管以法国年鉴学派为首的新史学一再冲击着西方史学传统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

19世纪是法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既有法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邻德国的学习和借鉴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介绍给法国人,此后,基内与库赞在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引入法国上着力最著。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史学在主导19世纪德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于法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莫诺、拉维斯、瑟诺博司为首的法国史学家在借鉴兰克史学的基础上,推动法国实证史学在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展现半个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真实画卷--读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中国史学在新社会的条件下继续发扬悠久传统的50年,是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努力探索新史学发展道路的50年,也是中国史学克服社会环境的干扰,从严重的灾难中解脱并逐步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50年.     

联通古典与现代的一部史学力作——读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

在人类史学发展史上,古代史学遗产丰厚并对后世影响深远。A·莫米格里亚诺将之大致划分为波斯、犹太、希腊和罗马史学等不同类型,并由此追溯了现代西方史学的古典根基。其间,论者着重探讨了古代史学自身的相互影响、古希腊史学内涵特征以及塔西佗影响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在此意义上,全书深入揭示了古代与现代史学之间具体的历史衍生关联。遗憾的是,论者对史学某些共性特征关注不够,部分论断缺乏缜密的逻辑分析。     

当代西方史学变革影响下的古典文明史研究

当代史学变革对西方古典文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研究领域和史料来源不断扩大,研究重心逐渐下移,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日益加强,并在社会文化史的诸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传承与创新、宏观与微观、历史叙述与分析的关系,并处理好历史编纂中精英与大众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而把古典文明史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口述史学及其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口述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史料,更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探讨了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史学思想探析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是当代西藏很有影响并对西藏现代史学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在西藏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根敦群培、梁启超、王国维的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认为,西藏史学的进步和发展依赖于史料的积累和增加,搜集、整理有关西藏历史的稀缺史料是西藏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积极研究史学方法,把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创立的文物与文献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西藏地方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西藏地方历史的方法。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这些史学思想,对西藏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藏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略论“隐喻解经法”对早期基督教史学思想的建构

西方古典史学至公元一世纪时已渐趋困顿,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则为其召唤了一位拯救者——上帝。而早期基督教的隐喻解经法,正是促成此举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它让古典史学中作者的自我主体,转换为上帝的神意载体,使上帝降临于历史撰述者自身;二、它更促使上帝成为史学撰述的客体与目的,令历史由对人事的再现,转向为对神意的显现。这一过程由斐洛肇创,经保罗、德尔图良、奥利金等转构,最终完成于攸西比乌斯。借助于隐喻解经法,基督教于是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结构。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何之元《梁典》述论

何之元的生前行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史学观念及其《梁典》的史书结构与书法。据《梁典》佚文,既可推知该书始作于何氏任职北齐期间,定稿于归降陈朝之后,又可考见其大致的史料来源、编纂体例及何氏的著述旨趣。总体而论,《梁典》无论史料抑或史学,均乏善可称,从而例证了编年体史书在南朝时期日益衰微之事实。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