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丁达三于2000年10月10日12时40分在贵阳逝世,享年94岁。今年农历11月10日是父亲百年寿辰,谨以此文对他老人家表示永久的纪念。父亲去世的头一年,即1999年的6月20日,老人家写了一首短诗“:九四年华瞬息过,一事无成愧疚多。有时学写隶书字,大体相似喜心窝。”父亲把这首自嘲短诗写在宣纸上,并邮寄给我。“一事无成愧疚多”,这是父亲的心里话、真话。他觉得自己一生无所作为,虚度年华,愧对桑梓,愧对子孙。我担心老人家这种心态,有碍他的健康。趁父亲93岁寿辰之际,我撰写了一副对联,并请我的老同学、父亲生前极为赞赏的书法家戴明贤书写…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陈伯吹与我父亲的友谊

正我父亲周楞伽与陈伯吹先生结识,大约是在1931年,当时,陈伯吹在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编辑《小朋友》杂志,通过投稿关系,他们开始认识。初次见面,陈伯吹盛赞我父亲的字写得好,娟秀流畅,别具一格。我父亲告诉他,因为自己的父亲毕业于梁启超创办的神州法政学校,是位律     

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回忆散记

我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的初夏,我随父亲袁欣白流落贵阳,父亲开业行医,我是一个失学的少年。那时,我常去中华南路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开的一家书店)看书,结识了一个叫汪锡棣(现名汪晓光)的店员,他叫我帮着写了许多寄给抗日战士的慰问信。在那歪歪斜斜的童体字和那似通非通的语言里包涵着我的一颗单纯的童心,使我和书店在感情上有了联系。这年冬天,父亲带着我准备到重庆。临行前,汪锡棣写了一封信,叫我带到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重庆分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记叙下来,可能会感到乱,但这是历史事实。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     

留长胡须的“民主之神”-回忆我的父亲李公朴

我的父亲李公朴离开我们已经67年了。作为女儿,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有关他的资料和文章,回顾他在世仅44年短暂传奇的一生,翻阅他爱读的书,查看他编过和写过的文章。虽然父亲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也从一个女孩子变成了82岁的老太太,但每一次整理这些家庭历史文物,父亲的举手投足、     

父亲田遨先生

<正>我的父亲田遨，在我心中就是一位充满敬意的先生。我们父子俩在一起，从来不谈家长里短，都是谈知识。教导子女读书做人小时候，父亲常让我练字、读书。要么让我写同音字能写多少个，同部首字能写几个。要么就到住的近外滩的汉口路附近去走走看看，回来就写观后感，由父亲评改。就是读书时，也要求把作者简介以及前言直至后记都要完整地看到，不能草率，要仔细认真。父亲说：     

我的表哥表姐

正在上世纪中叶,那场翻天覆地的风雨之中,中国的千万家庭发生过多少揪心刻骨的故事!表哥表姐的事情也算是一个吧。表哥梁中武、表姐梁雪帆年长我许多,却从未谋面,甚至过往几十年里没见过他们的相片。父亲非常欣赏喜爱我的这位表哥,可是几十年来我却极少听父亲提到他。倒是母亲不时感叹地说到他:极有才     

几个与我父亲周楞伽有钱财纠葛的文化人

周全平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左联”执委,是我父亲的堂兄。1929年他在上海老西门开了一爿西门书店。我父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白烧》送去给他审阅,他看后认为写得相当成功,决定以新兴学丛书的名义出版,其一是郭沫若的《沫若小说戏曲集》,其二是柯仲平的长诗     

徜徉在父亲的儿歌中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陈华大姐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小小叶儿哗啦啦》这首儿歌,是你爸爸写的吗?""是啊!"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因为这首歌我太熟悉了。1992年,长征出版社准备为我父亲编一本文集,因为我是学党史专业的,父亲特别让我参与选编,帮忙收集一些资料,感受一下他的当年。选编《小小叶儿哗啦啦》过程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怎样处理他写的一些诗歌,     

纪念阿洛夫——毛主席在延安的苏联医生（下）

就在1949年2月初，在父亲给我写那封信的两个多月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来到了西柏坡。     

我在土改中写田牌子

正1950年冬,湖南沅陵县第二十农会成立。春节刚过,我们高山头村土地改革丈田会议召开,父亲去参加了会议后回家,小学老师瞿道谦跟着来到我家,他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有丘名、面积、等级、丘主、耕耘人、耕耘类别、土地坐落、立牌人、立牌时间等9项内容。父亲则根据土改工作队的要求,做了一块宽十几厘米、长约50厘米、厚约2厘米的干杉木牌子,上面刨得很平整,要我以长田为例写     

土乡牧马人之歌

这里是祁连山支脉的一隅,山沟里因草肥水清而成了牧马人夏天的家园。每次听到《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我就看到二十年前父亲赶着几十匹马和几百只羊走向了大山。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大哥每年的夏天又踏上了父亲走过的那条山路。     

汉字

从小我就对汉字充满敬畏。小时候,有时会突然莫名其妙地浑身出现一片片痱子,父亲就用毛笔给我在前胸后背左右臂分别写上两个字。过一会儿痱子就全消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写的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怀念耀邦伯伯(一)

胡耀邦的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从各自的角度写了大量纪念他的文章,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我作为他的晚辈,一个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一直想写点儿东西纪念他。每当回想起我和胡耀邦伯伯及他的家人相处的往事,我的心情就久久难以平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几次拿起笔写了又放下,2006年6月11日下午胡德平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为他父亲胡耀邦写篇文章,并且还提醒我要写上哪些事情。于是我又下了决心写。     

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我父亲15岁时投身革命,经族叔王任叔(巴人)介绍结识了王伯伯(王元化先生)。他长我父亲四岁多,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文章也写得好,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     

我眼中的周扬

20世纪80年代,我曾陪父亲张仲实到周扬家看望周扬。之后,又几次访问过周扬夫人苏灵杨。20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当年看望周扬和采访苏阿姨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下面,将我所知道的周扬的情况写出来,与大家分享。陪父亲看望周扬1984年3月,在首都文化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父亲与久未见面的周扬会面了。此前的1978年,父亲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时,周扬曾偕在301医院住院的周立波一同来看过父     

一个乡村个体工商户的30年

1978年，父亲捷足先登，开了一家小店。 2008年，父亲退出“江湖”，将小店转手。 从开始至结束，在我的记忆里，小店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只记得门楣上用油漆写了几个字“烟酒百杂商店”。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店，风风雨雨，走过了30年。     

寻亲的故事

正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火车站,是西行铁路线上一名不见经传的小车站。2014年7月以来,我连续三年乘坐广州经由武昌至拉萨的Z264列车途经这里。由于列车在此不停站,我只能用手机拍下飞驰的站牌,默默敬礼。新疆先遣连烈士陈忠义之子陈永泰的一家,就生活在这个县城。陈忠义报名参军离家时陈永泰只有3岁,因为年幼,他对父亲基本没有什么记忆。1950年新疆先遣连向西藏进军时,父亲曾匆匆忙忙给家中写过一封信,从此,音信全无。十余年间,母亲到村里和县里多次询问,均无结果,母亲伤心不已,整日在家以泪洗面,母亲以务农为生,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     

贺绿汀胞兄进京告“御状”

我的父亲贺培真《原名贺果》,曾于“文革”中为我叔叔贺绿汀等人的冤案进京告“御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因为毛的直接干预,叔叔才得以从上海“四人帮”余党魔掌脱险回家与我父亲重逢。父亲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毕业,与毛泽东同班达五年之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风雨中,父亲与毛泽东虽不在一起,却是经常互相惦念、关心着对方的安危。全国解放后,父亲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通信,父亲一生珍藏着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