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记”和“历史”之间——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探析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作为一部以道德劝谕为写作目的的传记作品,其创作基础却主要是历史叙事,这便使"传记"和"历史"在《名人传》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为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普鲁塔克在写作方法上强调用"传记"引导"历史",通过他所认定的客观历史来记录传主的德性与事迹;而在面对非历史性材料时,他则时常对神话和神话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同时恳请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无法解释的神话、传说和人物轶事;此外,在传记的结构方面,他采用了类似现代比较史学若干特征的平行比较的方法。以上这些构成了《名人传》的基本叙事模式。     

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

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和《道德论集》,实际来自后世对其126篇存世著作的分类汇编。这一格局初见于公元三、四世纪的《兰普里亚斯书目》,后随著作主要抄本、印本、译本编纂的变化而逐渐成型。国内学界在谈及此两个著作集时,往往将其误作普鲁塔克当时写成的两部书。而以《希腊罗马名人传》命名所有50篇存世传记的做法,虽效仿文艺复兴时期阿米约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却忽略了两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同时也与其中46篇以希腊—罗马形式配对写成的《对传》相混淆。《传记集》和《对传》的内容性质并不相同,研究中应区别对待。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由于古典学术传统中对历史与传记在体裁上的区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传记往往被视为不具备史学性质的作品,而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对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比较显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传记作品的史学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当代史学家们更多的重视。     

乔尔乔·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在西方史学史上,传记是一种被史家广为采用的生动文体,流传下来的传记亦是浩如烟海,但影响巨大且能够在某一学科领域中被称为开山之作的传记就不是太多了。 乔尔乔·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则可以跻身于这类著作之列。     

论普鲁塔克的叙述立场——以《对传·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为中心

普鲁塔克《对传》叙述中展现着较为明显的希腊立场,尤以《菲洛波埃蒙与弗拉米尼努斯传》为典型。这篇传记主要取材于希腊史家波利比奥斯的相关著述,但对两位传主形象的塑造表达了更强烈的希腊文化认同和民族立场。普鲁塔克这一有别于波利比奥斯的叙述倾向,是罗马帝国初期希腊知识分子乡愁意识与民族情怀的真实写照,也呈现出当时希腊知识阶层对希腊文化和罗马统治的认知与心态变化。     

简评王世贞及其《弁山堂别集》

《弁山堂别集》是明朝晚期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作者王世贞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又是有贡献的史学家,也是明廷的廉洁官员。《明史》只记其政绩和文学才能,而不书史学成就,是不全面的、不公平的。其实他有“良史才”,对研究明代史,作出突出的贡献。《弁山堂别集》是史学代表作,反映了他的政治见解和史学思想。     

史学史学科建设理论与创新的思考

<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建中国史学史学科园地的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增订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和学科建设座谈会召开,是对尹达先生最有意义的缅怀,也是历史研究所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汇报和展示。我从参加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撰写,到组织编纂《中国史学史》,再到《增订中国史学史》,整整38年了,一直在思考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

《史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晚期学者姚永朴系统阐述其治史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从姚永朴所论史学的意义与功能、史著的体例、史文的古今奇偶繁简曲直之分,以及使用比较浅显的文言文形式等方面来看,其《史学研究法》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也是对当时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所做出的回应。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以《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题,组织学术座谈,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进入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之际,回顾和展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史通》研究五十年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的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要籍。建国以来,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随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开而渐次展开和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新版和再版的著作就有:程千帆的《史通笺记》、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吕思勉的《史学四种、史通评》、张舜徽的《史学三书评议》、张振的《史通笺注》、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等;在各种报刊杂志及论文集中还有论文上百篇;另在各种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著作中基本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说之。其受史学界关注,可以说是仅次于《史记》的一个研究热点…     

赫西俄德的史学地位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前史学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诗作《田功农时》和《神谱》中所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在西方史学的起源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本人是希腊史学从萌芽状态走向完全形成长过程中的最后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历史理论与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和创新

为纪念《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缅怀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业绩,学习白寿彝先生的办刊思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本期特辟专栏,发表下面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在总结白先生办刊思想的基础上,所论各有侧重。易宁教授重点对历史理论、外国史学等栏目的编辑提出了看法,指出要在国际学术的视野下,研究学术前沿的动态和热点问题,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扬弃,实现学术创新,表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汪高鑫教授从重视理论探讨、加强综合研究、倡导优良学风三个方面,谈到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认为这几点对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周文玖教授从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视角,论述《史学史研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的贡献,并对《史学史研究》的特色进行总结。《史学史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家园。把《史学史研究》办得更好,是对前辈学者开辟这个家园的最好纪念。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一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大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     

主编寄语

本期是《史学集刊》发刊第100期。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我首先向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本刊的读者和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没有你们,《史学集刊》将一事无成,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我还要向学界前辈和兄弟刊物主编的题词和贺词表示诚挚的谢意,你们留给本期的话语对我们是一种无价的关怀和激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倍努力,把《史学集刊》办得更好。我特别还要向史学集刊的前任主编们和许多多年来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责任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的辛勤工作,特别是在困难时期的不懈努力,《史学集刊》就没有今天。最后,《史学集刊》的…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回忆与展望——为《史学月刊》六十华诞而作

我是1954年到河南大学(时称河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的。工作后就与《史学月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担任过《史学月刊》的编辑、编委,直到现在仍是《史学月刊》的顾问。今年是《史学月刊》创刊60年华诞,仅以此短文向《史学月刊》表示祝贺。《史学月刊》的前身叫《新史学通讯》,是由河南大学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嵇文甫教授倡议,于1951年元月创办的。它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创办的史学刊物之一,由当时的河南大学史地系     

史学理论研究的世纪盘点——读《史学理论大辞典》

史学理论主要研究历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整个历史研究的开展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的意义。我国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逐步实现旧史学向新史学转化以后,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由蒋大椿和陈启能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学理论大辞典》,是一部对近百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工具书。     

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

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杨燕起中国史学的自觉起始于何时,这在学界的认识上是有分歧的。一般认为这种自觉应起始于中国的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我则认为应该起始于司马迁的《史记》。故此,试将我的一点不成熟看法陈述于下,以求教于方家。一、《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