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

戊戌维新时的士大夫认为，救国之本在于彻底改学，也就是说，彻底改变学问的系统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如梁启超所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①。京师大学堂创办于１８９８年，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有关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的史学论著，考察了经学古...     

作业超市：提质增效，“减负”不打折

<正>随着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中的主导地位和承担的职责也越来越突出。这样的背景下，“双减”政策的提出，是教育发展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是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职能的一次思考。我认为“双减”政策的提出，是在为人才成长“减”掉负面干扰。但是，减负并不代表着减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越高，就越能感受到学习的轻松。因而，“双减”落地的根本之策，还是在于学校教育质量、     

改革难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国耻使慈禧痛定思痛,思想上开始从血腥镇压变法向富国强兵转变,自图变法。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一篇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上谕”中指出变法之难：“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试论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根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在21世纪学校教育中,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以培养学校健康体魄和强壮身体能力为目标。因此,把体育与健康教育结合起来,寓健康教育于体育之中,充分发挥健康功能,实施“人人享受体育与卫生保健教育”是学校体育教育的思想和目标。     

清朝末期南宁自开商埠及南宁关的创设

<正>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黄槐森奏请在广西左江南宁府开设口岸,此为南宁自开商埠之始。所谓“自开”,系对“约开”而言,指的是口岸非受不平等条约胁迫而开,而是属于自主决策下的主动开放。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纷纷入侵,江海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端棻《请推广学蠻邸肺浩舫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刑部侍郎李端棻递呈《请推广学校折》。该折直言过去的洋务教育因“教之之道未尽”,致使二十余年“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奏请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讲授中西之学,旧式书院应变通章程,增广功课。推而广之,“厥有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数端”;设藏书楼、开译书局、创仪器院、广立报馆、选派游学。几乎将近代西方式的文化教育事业悉数     

梁启超对洋务派的批判

批判洋务思想和洋务派是梁启超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梁氏认为 ,洋务派也讲变法 ,也谈西学 ,但成效甚微 ,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变法不知“本原”;并指出 ,洋务派的病根在于“不以民为重 ,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制其民”,从而击中了洋务派的要害 ,从政治上划清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界限     

金代教育史论

教育在封建社会中被看得非常重要,“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学校是“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是“王政之大本”。学校是传授人类文明知识和出人才的地方,知识属于社会的精神财富,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和居于统治的民族所垄断,因而教育的进步便突出地表现在“学移民间”,“学移族间”。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用剥削阶级的意识看待由学校培养出的知识阶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作为社会组成的学校和学校培养出的知识阶层,不能因为人民当家作主,     

从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到议员政府、普及教育--蒯光典政治思想述论

晚清变法潮流中,蒯光典是一位极富现实感的人物,与理论先行的康有为诸人不同。其政治思想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旨在改善民生、革新行政;后期则以议员政府、普及教育为归宿。在民生方面,主张减轻农民负担,权力退出商业运作;在革新行政方面,则主张“定则例”,即行政必须公开与透明。光典深知,为政之要在于政府与人民互相监督。经多年阅历及欧洲之行,终于得出结论:即英国式议员政府与普及教育、公共卫生二项最是根本,乃“周情孔思”。更以为,教育之目的绝非仅是培养精英,而必须提高全民素质;教育之内容则不在某一类的学说,而在基本的、科学的知识。如此看法,显已越出了士大夫传统之见。     

浅谈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根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21世纪学校教育,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以培养学校健康体魄和强壮身体能力为目标。因此,把体育与健康教育结合起来,寓健康教育于体育之中,充分发挥健康功能,实施“人人享受体育与卫生保健教育”,是学校体育教育的思想和目标。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较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重大和深远约影响,中国社会出现了力主向西方学习纳新派别——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滚。他们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亡国之危险;提出“自强”的口号;而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他们学习西方的要求比较全面、大胆,但又有相当的保守性,这一切都凝聚在“中体西用”化观上。     

康有为在青岛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实在于他力倡变法,主张改革,并成为戊戌维新的闯将。 鸦片战争后,帝国产义入侵,康有为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皇帝。在德国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变法主要是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国外。 那个时候,康有为并没到过青岛…     

“战国土地买卖”辩

持战国土地买卖说的同志,依据有二:(1)《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其实,这两条史料都不足为据。 《汉书·食货志》虽然引用了董仲舒说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的话。但《战国策》、《史记》却只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各以差次名田宅”,根本没有土地买卖之词,就连班固本人,在同书中,也只是讲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同样不提土地买卖之事。再拿云梦秦简来看,其中“顷畔”、“盗徙     

对日本教育实践价值观的认识

教育实践价值观是动态观。日本的教育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经历过许多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教育改革是17世纪的江户幕府时代,日本教育尚未形成近代学校的体制,那时只有被称为“藩校”、“乡校”、“私塾”的教育组织。明治政府为了赶超西方列强,举起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旗帜,倡导“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教育是强国之本”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于1872年颁布了《学制》,揭开了第一次教育改革的序幕。第二次教育改革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清除日本…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李端棻首倡开懋勤殿

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同为百日维新的核心问题,是维新与守旧两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在开制度局的斗争中,李端棻率先提出了开懋勤殿以议制度的主张;这一主张被维新派奉为百 日维新后期的奋斗目标。然而,对李端棻这一历史人物在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至今大都只强调他在倡办学校、荐举人才方面的贡献,而对他在开懋勤殿等政治举措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却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戊戌期间梁启超对中国积贫积弱缘由之探索

梁启超在戊戌期间形成的一整套变法方案,源于其对于中国积贫积弱缘由的精深见解。通过认真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反思,通过对清末管理制度、教育制度进行剖析,他认为：中国之弱“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在数十年之内”。几千年的专制王权造成的国民劣根性,为所谓远者;缺乏中西会通的人才,为所谓近者。只有通过维新变法,才能从根本上将上述弊端革除,使中国能够迅速“雄冠于地球”,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晚清八旗官学改革述论

晚清以来,变法维新的思潮兴起,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实行教育改革,全面培养适合于时代需要的各类人才,成为了振兴国势必然要走的道路。教育的改革在同治朝已经出现了端倪,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诏变法开始逐渐实施,随着旧式教育体制的解体,各类大、中、小学学堂包括八旗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八旗教育的政策、体制、内容、科目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缕析了晚清以来八旗教育的转化原因和过程,以及各类八旗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具体情况和效果。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吸取了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百日维新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契机,从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变法失败所作的深刻的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当他1897年主讲时务学堂时就已萌发,而作为较系统的民权观的形成,则体现在他1902—1903年所写的《新民说》论著中。《新民说》的启蒙意义在于,当资产阶级革     

论孙中山的赶超西方思想及其意义

正古老的中国曾经是"天朝上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都曾领先于世界,但进入近代以后,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沦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因而"赶超"西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孙中山的毕生追求。一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赶超西方的思想。他在陈述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主张后写道:"此四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