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黄龙山地垦殖的政策效应

本文以清代黄龙山地的垦殖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清代中央到地方影响山地垦殖的有关政策的梳理, 分析了鼓励山地垦殖政策和逐步取消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政策互相作用。这种政策的效应在清代中后期使得黄龙山地人口增加、垦殖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这种垦殖的盈缩, 有清一代, 其覆被经历了林地-农地-林地的变迁。山地垦殖的结果导致了黄龙山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明代西北地区土地垦殖研究

土地垦殖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方面,在明代奖励耕垦和实行军屯、民屯等屯田措施的作用下,西北地区在土地垦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依据史志资料对明代西北各个不同区域内的土地垦殖状况进行了论述。通过统计土地垦殖的田亩数量及其前后期的对比变化,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了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状况。     

清代新疆主要经济作物及其地域分布

清代新疆主要经济作物及其地域分布张建军天山南北地区土地辽阔,光、热资源丰富,自然条件的地域差异显著,为农业的发展及多种经营奠定了基础;这一地区又处在欧亚大陆的冲衢,境内民族构成复杂,不同民族各有其独特的农业经营方式,随着清代中后期新疆土地垦殖热潮的兴...     

清嘉道以来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

位于吉林的伯都讷围场,在清代围场中放垦最早,也是嘉道以来清廷对所控有的围场封禁土地资源进行的第一次招民而非旗丁的开垦,是在人口增加、农耕土地资源紧缺情形下,国家不得不对所控制的土地资源重新调整、加以分配的一个特例。整个过程中,不仅显现出农耕土地资源私有化的局面,也涉及官民双方在资源分配中的利害关系。清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环境系统中,对资源环境的调控是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完成的,国家权力和政策是这一环境系统发生改变的主要动力。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垦殖活动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农牧业交错带上。当它被游牧民族占据时,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占居该地时,便转而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秦、汉、唐、清等朝代便是如此。清代随着国家的安定与清后期财政支出的增加,对鄂尔多斯的垦殖从禁止到弛禁直至规模持续上升,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本文以垦殖力度的差异将其垦殖活动分为两个时期加以考察,前一个时期自清初至光绪二十年,这一时期经历了从禁垦到驰禁的过程,开垦规模逐渐扩大,一些水利工程也开始兴修;后一个时期则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放垦阶段,各旗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放垦。     

清代民国的汉人蒙古化与蒙古人汉化

清代前期的满蒙一体化政策,确立了蒙古人对草原土地的优先占有和使用权,保障了蒙古族在与汉族交往中的主导地位,致使到草原经商和佃耕的汉族人,不得不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交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自觉地与蒙古社会保持高度一致,表现为汉人的蒙古化。而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草原垦殖由非法变为合法,数百万的汉族人得以在塞北安家落户,漠南蒙古由纯牧区变成了农牧交错及纯农区,蒙古人又只好学习汉族农耕文化,表现为蒙古人的汉化。经过两大民族长时间、多层面的融合与创造,蒙古高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蒙、汉民族的共同家园。     

16世纪末17世纪初嫩科尔沁部牧地变迁考

本依据明末汉籍、17世纪初蒙古书档案和(满老档),对16世纪末17世纪初嫩科尔沁部牧地进行考述,认为嫩科尔沁部牧地最初位于东胜边外的蛤蜊河,即今鞍山市以西、辽河下游一带,后移牧开原、铁岭西北边外的上辽河流域。1588年,由于嫩科尔沁部向西南方向的发展遭到扎鲁特等内喀尔喀诸部阻挠,以恍惚太为首的嫩科尔沁部避居开原东北千余里的混同江和嫩江汇合处。恍惚太子奥巴洪台吉所住格勒珠尔根城位于嫩江东岸,即清代哲里木盟杜尔伯特旗西南的柯勒吉勒格。1631年起嫩科尔沁部牧地逐渐向南迁移后,清代哲里木盟十旗游牧范围才最后形成。     

《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评介

《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评介风良耿占军博士的专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近日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在深入探讨清代陕西的农地垦殖、农田水利、作物分布、农业自然灾害、商业性农业以及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各专题以后,总结了清代陕西农业发展过程中...     

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清代中叶是近两千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 ,人口迅猛增加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根据估算 ,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 30 %左右 ,下降为目前的 8.6 8%。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主要是疏林灌丛草原 ,秦汉时代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是可能的。清代后期 ,子午岭、黄龙山及陇东一些较边远山区森林已遭破坏 ,森林覆盖率下降到目前的 5 .5 %。西南地区森林植被演变的历史过程表明 ,清代以前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影响还只是局部性的。之后 ,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的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破坏了原本保持完好的天然森林。清代中期西北干旱区人口密度突破了干旱地带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水资源利用率超过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4 0 % ,使河流大量水量消耗在支流和上、中游地区 ,造成下游水量剧减或断流是晚近湖泊萎缩干涸乃至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明代河南的土地垦殖

明代河南的土地垦殖马雪芹本文旨在对明代河南省土地垦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在有明一代的２７６年中,本省的土地垦殖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阶段。明初期指洪武。永乐两朝（１３６８—１４２４年）,共计５７年。明中期为洪熙──一隆庆等９朝（１４２５—１５７２年...     

农业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与农业地域拓展

农业地理环境是农业生产诸自然条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历史过程之中,以地理环境条件为基础,伴随农业生产技术的纵深迈进,农业经济的开发与中心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与地域性特征:率先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作农区,次为长江流域稻作农区,进而是高寒农区的开发。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

云南汉族分布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明代。明代80余万汉族军事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深入传统的当地民族世居区或边疆地区,建立卫所,定居屯田,促使云南涌现出大量的汉族移民新区,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汉族社会和汉夷杂居的发展趋势,基本奠定了明清以后直到今天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交融的基础,成为明清以来云南边疆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清代漠南蒙古耕地数字性质考释——以热察绥地区为例

本文对以热察绥地区为代表的清代漠南蒙古耕地统计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当地的耕地统计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完全统计。由于政区建置时间较晚,本地土地数字较少受到"原额"的束缚,亩制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的是240弓的标准清亩,部分地区在清末使用360弓大亩。当地的耕地数字不仅是征税的依据,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     

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

清代陕西南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部分地区由原始林地转变为耕地。影响这一变化 ,或者说导致清代陕南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主要驱动力 ,除了人口的机械增长外 ,还有高产作物的引入、优惠的招垦政策和粗放的耕作习俗等。分析并研究导致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 ,对研究历史时期下垫面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东北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

清代二百余年，东北地区种植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传统农作物高粱、大豆、粟、小麦等与新引种的玉米、水稻等都是由辽河中下游地区向北逐渐扩展的，这种发展趋势与清代东北的人口移动及土地开发方向一致，进程同步。本文还利用清末各种作物在各州县粮食播种总面积上的比率，论述了主要粮食作物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高粱与小麦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南北不平衡性，高粱南多北少，而小麦正好与之相反；大豆是东北全境的重要农产，受大量外输的影响在水陆交通便利地区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商品产地；分布普遍的粟受干湿气候的影响，播种比率从东南向西北逐步增加；水稻是朝鲜移民引入东北的，发展上与移民进程同步，分布上则由东南向西北逐步减少。     

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路”问题探讨

明清时期,广东的海防部署依据不同的区域划分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分路"特征,即从元末三路分防的萌芽,到明中叶的全面成型,再到清代四路甚至五路的发展。关于广东海防分路的时间,本文认为早在元末已经出现,当时中路的虎头门、南头澳等地均是重要的海防要塞,明初的广东海防从无备到有备,实际上借鉴了元末的海防实践,而对于肇庆府在明清两代并不归属中路海防区域,本文也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元末到清末,广东海防分路的漫长发展演变不仅是海防部署工作的细化,更体现了明清两代区域海防工作责任的日益繁重。     

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Northwest China, including the provinces of Shaanxi, Gansu, Ningxia, and a small part of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earliest developed areas in history,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ecologically fragile belts. The traditionally sustainable land reclamation and cultivation poli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agricultural economy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in administration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greatly raised farming and stock production. However, this led to imbalances in the originally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rapidly expanding desertification, worsening water and soil erosions, increased cost of production, enlarged investment, vicious cycles and failing economy can serve as a lesson fo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Qingshi Yanjiu 清史研究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No. 1, 2004     

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

本文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