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的军人与民主

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中的军人是影响国家民主和民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短期来看,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中军人对民主化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军人有时安邦定国为民主化奠定基础,有时践踏宪政成为民主化的障碍。军人干政不代表堵死民主化之路;军人返回军营也不代表通向民主化坦途。长远来看,军人干政不具备终极合法性,民主巩固的结果将是文人领军和宪政。在民主转型中的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一方面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军人干政并未销声匿迹。民主的推行需要合理利用军人的积极作用,以形成独特的民主模式。     

刘湘与重庆“三三一惨案”

1890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湘,在民国历史上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从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始,历任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川康绥靖主任及四川省主席,近20年以川省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活跃在军政舞台上。他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就是刘湘居于四川统治最高地位时期反对人民革命的突出表现之一。     

“当代孟尝君”鲜英

<正>作为抗战时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众多的历史事件以及关键的历史人物，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中有一位横跨军、政、商三界的历史人物，他就是民盟创始人之一、重庆“民主之家”特园的主人鲜英。鲜英系军人出身，1925年出任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他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络商谈反蒋抗日事宜，为后来《川、桂、红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1937年，他在成都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反蒋的秘密协定；     

蒋介石与刘湘的勾心斗角

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于1934年12月27日入川,到刘湘出川抗战,再到1938年1月20日刘在汉口病死。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蒋介石与刘湘勾心斗角的事。1935年蒋介石与刘湘互相利用,矛盾重重;1936年刘湘阴谋“送客”,想把蒋介石政权驱逐出四川;1937年蒋介石对刘湘的军事部署完成,压迫刘湘,想把刘湘搞垮。当时,我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任办公室主任,亲历其事。兹就记忆所及,概略述之。蒋介石、刘湘互相利用蒋介石与刘湘互相利用,有一个共同目标,都是反人民、反革命、妄想消灭红军。蒋介石不利用刘湘,不能进入四…     

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亟须切实掌控四川,而地方势力却因既得利益受损,多次武力抗拒中央,使得四川政潮迭起。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逝世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引起刘湘嫡系强烈反弹,被迫收回成命,改任刘湘旧部王缵绪主川。次年8月,风潮再起,四川军人武力驱逐王缵绪。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亲主川政。然而一年后,在四川军人多方掣肘乃至进行兵变的威胁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辞职,但仍坚持让张群继主川政。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影响了抗战大局,也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     

叔侄争霸:四川二刘之战

军阀统治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军阀混战的温床。在辛亥革命后的２０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刘湘与刘文辉都是四川大邑县人,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么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六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1月7日——10日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是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上海课题组、天津课题组、武汉课题组、重庆课题组1988年上海座谈会建议而举行的,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和《近代重     

泰国能否走上和解之路？

泰国政治在亚洲国家中是个异数,它是王室政治、议会政治、军人干政的“三合一”。而在这样的异数中,英禄领导为泰党在这次大选中闪电般崛起,夺回乃兄他信失去的江山,令人称奇。     

复员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一种特殊的银行汇兑凭证

在中国人民银行早期发行的单证中,曾有一种印制精良的“中国人民银行复员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笔者最近收集到了两张该券的票样,面额分别是五十元和一百元,规格均为132×67mm(封三)。对其性质和作用有人认为它是人民币的代替品或是代金券。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于是搜寻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在“复员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下边有“一九五六年印”字样。目前笔者尚未找到有关该年发行“复员建设军人生产资助金兑取现金券”(以下简称“五六年兑现券”)的历史资料,但找到了一九五四年发行“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资助金兑取现金券…     

“档案史料与现代城市发展学术讨论会暨《北京档案史料》创办2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在《北京档案史料》创刊2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局(馆)于2006年5月31日—6月2日在北京市政协举办了“档案史料与现代化城市发展学术讨论会暨《北京档案史料》创刊20周年纪念座谈会”,来自江苏、安徽、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省市的档案界、史学界的代表40余人出席会议。北京市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市住区区位衍化的特征

对住房建设市场化以来城市住区区位衍化特征的了解和认识,将有助于有关部门科学地编制和实施城市规划。利用上海市1980年代中期以来开发的住区项目的空间区位数据,分析了其住区区位衍化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市1980年代中期以来住区区位衍化特征大致可总结为7个特征,即集聚与扩散趋势并存,居住空间重构与分异并存,热点开发区位的变化和延续同时存在,中心城区住区再开发和郊区住区新开发同时繁荣,住区区位"沿边"聚集,住区沿交通指向发展,从"地段"到"板块"的跃升和优化。     

三峡库区工业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本文认为三峡库区工业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库区整个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库区工业的空间组织结构调整必须与长江产业带建设、三峡经济区生产力总体布局以及库区的城镇体系建设相协调,在优化库区工业经济空间布局过程中应该以库区工业企业迁建为契机,把工业布局优化同城镇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库区工业组织结构调整与优化整体思路可以概括为:"两头牵动、中间布点、形成三区、主轴衔接、由线而面、双向拓展"。最后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Misconceptions and Complexiti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Cities: Definitions,Statistics, and Implications

A noted American authority on urbanization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reviews and clarifies factors leading to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onceptions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of China's major cities. Principal sources of confusion linked to reliance on official statistical sources are the multi-layered meanings of the term "city" and, consequently, simultaneous publication and use of a multitude of official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country's "cities." Other complicating factors analyzed by the author include the effects of the Chinese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rapid rate of urban growth and chang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Systematic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GDP data for the years 2000 and 2005, all based on the multiple boundaries and systems for five major cities (Beijing, Shanghai, Chongq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collected to illustrate both the countrywide situation and specific cases. Also included is a critique of several studies and popular accounts of Chinese cities to highlight misstatements and areas of misunderstanding based on inappropriate use of statistical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O18, O53, P20, R12. 2 figures, 6 tables, 130 references.     

不平衡的发展:20世纪与现代化

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逼迫它们做出回应,于是就出现众多的革命、改良、和民族独立战争。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已经出现问题了,于是它们进入“修正”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一方面是“修正”现代化的努力,这两种相反趋势造成20世纪历史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引发出无数的“多元化”。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二阶段是在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谈判前夕,黑格访华,其名义上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苏联的军事威胁来吓唬中方,迫使中方在《上海公报》台湾问题上让步,但中方不为所动。《上海公报》谈判第二阶段共进行了六次谈判,双方在台湾问题、"人民要革命"以及双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措辞上进行了争论。《上海公报》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其主要经验和启示是: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认识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     

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

城市企业主义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与城市空间变迁的重要政治经济视角,在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住房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政府,在保障房的建设实践中往往采取偏向性的策略选择。本文着重讨论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政府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研究发现,大城市政府主要通过实施保障房政策的异化和保障房住区的边远化策略,来履行其住房保障职责。然而,这种选择性策略带来的直接的社会空间后果是低收入群体的边缘化,具体表现为外来务工人员等在保障政策上的边缘化,以及保障房居民在社会空间上的边缘化。文章进一步指出,保障房应回归其保障本位,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真实需求。     

上海市购物中心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网络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和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上海购物中心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上海购物中心的空间布局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观察期内,其空间分布的轴线均呈东北—西南走向,整体布局趋向均衡。(2)上海购物中心具有全域分散化与局域集聚化并存的演化特征。中、外环附近的购物中心密度逐步提升,区县、街道的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在城市不同方位上,则形成了一个核心集聚区、四个次级集聚区的空间组织结构。(3)市场需求、地租成本、交通可达性、政策规划、集聚因素对购物中心布局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休闲资源和政策规划的影响有所减弱,购物中心倾向于从集聚发展中获益。     

陈独秀与光复会关系考述

本文论述了陈独秀与光复会的密切关系:光复会成立前,陈独秀参加了与光复会有渊源关系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等组织,结识了后来光复会的重要人物蔡元培、刘光汉等人.光复会成立时,陈独秀身在上海,加入其中.光复会成立后,陈独秀邀请刘师培等光复会员赴芜湖安徽公学等校执教,光复会在芜湖得到迅速发展,又组织岳王会,该会成为光复会的外围组织;陈独秀还参与光复会员吴樾暗杀五大臣的策划,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局”与晚清的近代化

"局"为应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兴政务而设,因此从局的发展和变迁,可以看出晚清近代化的步伐.局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局的初步兴起.为了应付1853-1874年间的王朝叛乱,筹款和军需之局在战事中大量兴办.第二阶段为民政事务的局大量兴起.战后,为了恢复地方秩序,局由战事转为民事,其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上海、汉口等初兴城市的地方自治.第三阶段,局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戊戌维新后,局在兴办农工商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清末新政改革,正式以局为国家官制改革的核心.局的兴办模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军幕制度到委绅设局,再到科层管理,局的成熟终于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确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