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

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做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 而是礼教; 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 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 “评判的态度”, 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五四新文化派并没有把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 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 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当代新儒家“儒学人文主义”说刍议

在近几年来的思想文化“研究热中”,当代新儒家的“儒学人文主义”说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既是熔铸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大流,又是酝酿中国现代民主科学的源头活水;中国现代化必须走“返本开新”的演进路径,通过弘扬这种精神来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意志,以“内圣”之力来开拓出现代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本文试对此说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政治理想作一质疑和剖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行。一在传统儒学中,是否象新儒家所说的那样,包蕴着一种自主意识、尊严理性、人格平等、天下为公的“人文主义”精神呢?所谓“儒学人文主义”是否象新儒家断定的那样,是对“人性、人伦、人道、人格”的大力扬播和“全幅肯定尊重”呢?回答是否定的!     

和谐语境下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过头来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寻找思想根源。但是,要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仅靠儒学是乏力的。儒学必须接受和经历现代生活的冲刷淘洗,服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原则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其创造性的转换,以及儒学作为与现代异质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所可能有的超越性的批判功能和启示意义。     

张廷芳家族的礼仪实践：明初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

14世纪下半叶,伴随元明易代而起的“重建礼制”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欲了解此过程,除关注王朝的顶层设计外,还应从地方社会自身的逻辑出发理解明初礼俗改革。通过张廷芳家族祭礼改革,可以看到彼时泉州儒学的民间实践,它们与官方推崇和推行的理念不完全一致,其实质是使用本地儒学传统来凝聚乡族联盟成员的认同。从宋元到明清,泉州经历了从“文化多元”向“文化霸权”时代的转变。不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泉州的命运不是一个线性的“儒”进“佛”退的过程,泉州的“文化多元”始终以它特定的方式存在。     

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

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集传统伦理道德的阐扬、现代伦理道德的反省以及新伦理道德的重建于一身,成为现代伦理道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21世纪的眼光总结和探求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文章尝试提炼现代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寻求对现代道德建设有益的启示。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陈嘉庚的诚毅精神

“诚毅”是厦门集美学校(现为集美大学)的校训,也是陈嘉庚精神的核心内质。本文试从中华文化历史角度来探讨“诚毅”的哲理意蕴及其实践意义,侧重阐释其文化精髓和思想营养,以期初步认识陈嘉庚先生思想系统中“诚毅”的精神实质。     

儒学现代遭遇对我们的启示

儒学现代遭遇对我们的启示蒋国保现在提出“世纪之交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目来讨论,照我们的理解,其宗旨既是为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更是为了预测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２１世纪）前途。从道理上讲,已经存在的遭遇与尚未出现的境况,是现实与可能的关系。虽...     

论周敦颐诚思想的价值

"诚"在周敦颐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他道德思想的核心,而且还是其宇宙本体的重要范畴。而周敦颐对其思想学说的论述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为儒家伦理道德确立了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为宋明新儒学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而且还具有实践意义,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儒学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城市文化的构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文化的特点与儒学精神的契合,儒学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必将实现现代转生,促进城市文化的健康发展。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儒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政治经济方面、社会生活和教育方面等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古今文经的统一

中华儒学产生至今,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它深深地根植于世界东方土地之上,其影响之大,时间之久,积淀之深,是任何一个学派无可比拟的。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儒学的学人、留传于世的著作浩如烟海,时至今日电子时代,国内外仍有不少学人关注着这门东方古老的文化。尤其近十多年来,研究儒学日趋活跃,已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研究的课题,不仅是儒学的产生形成及对古代社会的影响,而且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对东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于是乎一股研究中华儒学的热潮便在全世界涌起。这股潮流来得之快、来势之过,已出乎人们…     

叔孙通与汉初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之学。但是,儒学并非是从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信赖而一举跻身庙堂的。汉朝是儒学“佩印绶带”的分水岭。汉以前,在一连串跻身庙堂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儒学开始自我反省。汉朝初年,儒学内部分化为齐学和鲁学,以崇尚权变为特征的齐学充分发挥“通变”思想,使儒学逐步适应了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叔孙通为人机警,善于认清形势,能适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以具体的事功让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价值,从而使儒学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叔孙通是汉初儒学的第一人。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儒家文化近几年来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可能主要是由下述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改革向纵深发展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使人们感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它一方面涉及社会体制结构的根本改造.另一方面也涉及文化观念和心态习惯的根本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根基太深。这个传统曾经顽强地反复生长出同一种文化果实,因此若不能予以清算,现代化事业将十分渺茫。因为我们赖以建设现代化的基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陈袭太深的古老国家。如果说几年以前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太明确的话,那么儒学文化讨论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标志,所谓儒学文化讨论,其实就是以一个具体题目展开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其目的显然是在反省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基础,以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够份量的。 第二个原因是,一批海外汉学家,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提出儒学有再度复兴的可能。他们以二次大战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为依据,特别是以所谓工业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出现为依据。引用一些国内不大熟悉的新理论方法,论证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中国有生命力的种种可能。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对此作出的反应差异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

<正>在现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所谓的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视域的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亦不例外,他的晚年著作《评近代经学》,对近代经学进行了宏阔、深邃、缜密、独到及精辟的思考和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典范。但迄今为止,其近代经学研究在学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当前对于中     

王学及其现代命运

王学或阳明学在现代中国,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在儒学备受挞伐的时代,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王学,却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青睐,一度有跃居显学之势,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最后一座高峰。王学的这种独特命运,同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密切相关,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学在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推崇者当数蒋介石。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说:“王阳明     

洛邑文王明堂

儒学是东方文化的主导,她对中华民族和东亚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影响最深、最大。而儒学文化又来源于周公创制的礼乐文化。《礼记&;#183;明堂位》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这说明：洛邑文王明堂是中华儒学的发祥之地。不少学者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见199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所以抓紧开发中华儒学圣地——洛邑文王明堂,不仅对展示洛阳城市主体形象——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亦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价值。为了发掘开发的需要,现将有关古籍记载编辑于后。     

从战后小岛祐马的思想看日本的现代新儒学

明治维新之后在日本也存在“日本的现代新儒学”。如果想要弄清日本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状况或思想特征,必须在这一时代找出几位有影响的儒者,并从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入手。战后的小岛祐马完全是个“现代新儒家”的形象。他在中西文化观上的中体西用态度;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排斥与否定立场的选择;在构筑未来社会时的道德理想主义追求等思想与中国现代新儒家有许多相通之处。     

胡适与儒学

胡适与儒学杜蒸民胡适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胡适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归纳提出者。但是,在晚年,他又宣称“并不要打孔家店”①。究竟胡适是反孔还是尊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和意义上理解他的“打孔家店”言论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