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21年

世纪之交回眸,让我吃惊地发现,1979年竟是我一生的分水岭,前后有黑白分明的两个21年。从1957年底到1979年初的前21年,我像做噩梦一般,不知怎的突然从“人”变成了“鬼”;从1979年到2000年的后21年,在我又从“鬼”变回“人”之后,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个能为人民竭尽所能做些贡献的人,一个能给家庭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人。     

难忘的教诲——回忆在胡绳同志身边的日子

胡绳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是我青年时代受益最多的老师。他的逝世,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止不住对他的深深的思念。当年他对我、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从1951年到1957年,我担任胡绳同志的秘书共六年多。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不久,什么也不懂,所谓秘书,不过是做些接电     

举起中国力量

中国举重队训练处有十个“我”：我用心我养气我乘风我能忍我必赢我有能量我有告诫我怕谁我年轻我怕谁。从容的态度,执著的精神,永不放弃的信念。字字干练,又霸气外露。而中国举重队最可贵的更是“我坚持”。从1955年,第一支中国国家举重队的8位选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8金1银。从1956年,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体育运动世界纪录的人,到2008年8月9日,中国女子举重运动员陈燮霞为中国代表团获得首金。     

与死神争夺周副主席的生命

我从1929年起当军队医生,前后为军人治病60余年,经手治愈的伤病员难以数计。唯长征中给周恩来副主席的那次治病使我终生难忘。 1899年,我生于江西永新县械,原名李圣治。考上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后,我考虑到从此我将以治病救人为终生职业,就把名字中的“圣”字去掉改为“李治”。1929年我从南洋医科大学毕     

西藏一生不了情——写在《中国西藏》杂志创刊30周年之际

今年是《中国西藏》杂志创刊30周年。对于我来说,这本杂志从创办至今,不仅与我有着很深的不解之缘,更是我了解西藏、报道西藏的良师益友。鼓起文字与摄影的双翼1989年,《中国西藏》杂志创刊时,我正在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担任摄影记者。1990年盛夏,中国西藏杂志社新任社长廖东凡从北京来到拉萨,专程到西藏分社约稿。我与他由此从相识到相交,并成为我的师长加兄长。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八年北大荒

1966年,我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1969年5月。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农场派人来杭州招收知识青年,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从德清赶到杭州应征。6月,我离开杭州,来到北大荒鹤立河农场。     

荣高棠和薄一波在中顾委机关

从1986年春到1988年底,我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近三年时间。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我协助荣高棠,对1982—1987年间中顾委机关情况作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并辅以文字记述,这也使我对中顾委这一时期的概况有所了解。     

葛洲坝十年

从1949年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开始,我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从事长江流域规划和长江干支流治理开发工作。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从1959年12月最初提出建设方案,到1988年12月全面建成,我一直担任规划设计工作。其中,从1973年具体负责修改初步设计方案和现场设计及配合施工工作,到1983年回武汉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工作,我常驻葛洲坝工地十年,并在这里渡过了七个春节。     

驻意大利使馆六年工作回顾

1972年11月,我接到外交部的通知,从对外友协调到外交部,将被派往驻外使馆,并限我11月份去参加学习。我按时报到后,才知道将被派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从1973年初到1979年5月底,我在意大利工作了六年多,先后与沈平、韩克华、王国权和张越四位大使共事,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那特殊的年代,也见证了六年间中意关系的风风雨雨。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     

我选择了她,她也选择了我——我和地方志的故事

<正>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和地方志从相识到相知、相依,我们之间,还真有一些浪漫、有趣的故事。当初,是我主动追求她2007年,我从处室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当我们的"一把手"张显丰局长找我谈话时,我主动提出做地税史志、年鉴工作。可能是我的要求出乎张局长的意料吧,他楞了一下,但很快就爽快地同意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我做史志、年鉴工作挺适     

蒋牧良印象

从1938年到1973年牧良逝世之日止,我们相交近40年,我自认比较了解他,而且觉得他也比较了解我。从思想、修养方面说,他是我的导师诤友。他境界高,看问题深透,处处能从大处高处着眼;我视野不广,做事有点凭兴趣。从性格方面说,他刚毅、严肃,我软弱、散漫。我们之间似乎免不了会发生矛盾,但在几十年中,我们却一直欣合无间,久而弥笃。究原因,也许是他对我个人有点近乎迁就、担待、偏袒;而我对他又一直怀着敬佩之情,在他面前,我的自由散漫的习性有所约束吧。同他在一起,我感到亲昵,但无形中又像有一种威压;一离开他,又觉得失掉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持…     

回忆当年对台宣传工作

接受新的任务 1973年4月初,我从鄂南的武汉市蒲圻（今赤壁市）赵李桥“五七”干校调到武汉市委组织部工作。1975年5月末,我又从市委组织部调到武汉市政协秘书处任职。     

运河上的石桥

我从这座石桥上走过,用手轻抚着岁月在桥栏板上留下的刻痕,就想起了《石桥禅》中的那句话:我愿化身石桥,受那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淋,只求她从桥上走过……。我从这座石桥上走过,不是为了五百年前桥上一回首的偶遇,而化身石栏板五百年默默的等待,却是为了百年前桥上的繁忙与桥下的繁荣。     

感谢《史学月刊》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当《史学月刊》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离开河南故乡也整整40年了。正是这个偶然的巧合,再加上我学习历史专业,使我对《新史学通讯》的原貌至今还记忆犹新。我知道《新史学通讯》是在1951年创刊。1952年,我从部队转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陕西师大前身)历史系读书。从阅览室看到《新史学通讯》,很有兴趣,始知她是在我离开老家时创刊的。那时候,大家都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有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     

最是书香能致远

<正>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从文化馆到图书馆、从戏剧编导到图书管理、从幕后到台前,大学毕业后的这十年,我扎根基层,深耕汉阳,把青春与激情奉献给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过去的一年,是我的转折年。这一年,我调至汉阳区图书馆任副馆长,这一年,我也成为了一名汉阳区政协委员。初入政协,就嗅到了熟悉的书香。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书香政协”系列活动,为委员们创造了围坐畅言、在头脑风暴中碰撞思想、在交流交融中深化友谊的平台。     

老照片引出的记忆

每逢翻到这张照片,我心里就有说不清的痛楚。22年的伤心往事经常在脑子里重现。这张照片摄于1969年深秋。是我在河北省怀安县农场被劳动改造时,受命往县城造纸场送玉米秸时在照相馆照的。我怎么从北京到了怀安县?我是1954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在《文艺学习》编辑部任文化生活组组长。1957年反右运动时被错划为右派!这个右派是怎么给定案的?说起来心如刀扎!1957年夏天,我到河北省深县东杜家庄,接我养病的妻子回京。正遇上社员们闹分社,他们觉得高级社统一分配不合理,他们村吃亏,想从高级社里分出来单独核算。联村社领导不同意,批评他…     

我是通信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我叫潘圣宇,现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数据维护室主管.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浓墨重彩的.这一年,从战疫到助力复工复产及重点保障,我步履匆匆、躬耕不辍.2020年11月,我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接过了"全国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