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思考——“先周文化“研究反思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是"原始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先周文化"为例,指出目前学术界在族群内涵的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等三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意见纷呈的关键原因.除目前较为关注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地域和陶器群面貌之外,遗址等级规模和内涵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推动这一研究的另一途径.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创建”之间的悖论——论哈萨克斯坦族际政治的困境

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伊始,即运用国家权力全面推行了主体民族的“重建”和“复兴”运动,这在权力分配与利益指向上与国家层面的“多民族的公民联合体”——国族——的“创建”发生了矛盾。虽然哈国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得国家在近几年里相对稳定,但问题远未彻底解决。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二者之间的悖论将持久存在。本文还讨论了与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主义相关的一些问题。     

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

滇文化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位于云贵高原滇池区域的一支风格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以数量众多、特征鲜明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闻名于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朵奇葩。从文化特征来看,既有源自云贵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也有大量来自周边地区如中原、巴蜀、岭南等文化的影响,还有来自更为遥远的欧亚草原、南亚甚至西亚地区的因素,因此滇文化是杂糅了大量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一支复合型文化。其中,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使其显得与周边一些典型农业民族的青铜文化差异较大,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     

全球化、文化自觉与客家文化

“全球化”不仅是当今最为流行的表述话语,更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任何国家和地区都难以躲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股历史洪流,目前全球化浪潮正席卷华夏大地,全球化将成为我们每个人新的生存环境。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当全球化携着资本、技术、商品和货币等凌厉之风来到时,迎接或抵抗都不再具有史诗般的英雄主义情绪,我们应该做的不仅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轻舞飞扬,更应理性地思索,积极地应对。     

百年清源围棋、信仰与国族之间

“棋圣”吴清源的一生充满着矛盾因素，黑与白，胜与负，冲淡与激烈，单纯与复杂，宗教与俗世……当然还有战争与和平，中国与日本。但归根到底，他是一名棋手。     

谁是“蛮”人?——地方仪式传统中的上林族群类分与文化形象转变

地方仪式传统与一定地域内的人群分类有着密切关联。在王朝国家管理与族群观念实践语境中,广西上林县地方人群形成了一定的人群分类话语,对"蛮"人的想象与认知逐渐固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语境下,师公、道公等仪式专家的流动,逐渐构成我们观察地方人群分类新的文化维度。不同地域间的仪式流动在促使地方文化形象发生转变的同时,也让地域内的人群具有了自我认知的参照,原本属于"蛮"区的人之文化优势也逐渐建立起来。     

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三晋文化与山西文化关系辨析

战国时代在"争于市朝"的政治策略下,韩、赵、魏的发展重点先后离开山西,同时使三晋文化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和急功近利的色彩。处于政治冲突中心的国家所承载的文化往往直接体现时代的风貌,与山西在历史变迁中自然形成的地域差异和自身文化特质有本质的区别。将三晋文化视为山西文化的直接源头甚至发展巅峰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     

“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

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 ,中国学界的“文化侵略”说虽然反映了部分历史真实 ,但乃是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直接转化为学术话语 ,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审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 ,因此无法对传教运动的多方面影响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美国学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从后殖民的视角为传教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但简单地把分析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文化关系的范式直接应用于近代中国 ,忽视了传教运动在现代性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低估了中国文化精英自主选择、抵制文化控制以及维护自身文化认同的能力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文章利用聚落考古资料对二里头文化不同时期东方地域内人文地理分布格局的演变做了概述,分析了造成这种格局的背景和深层原因,尤其对于二里头城址的设置和废弃做了深入剖析。二里头文化东方空间内涵的不断转变,正是二里头和东方族群复杂关系的折射,进一步厘清了东方地区在二里头国家形成、鼎盛、灭亡的不同时段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俄国的历史观念与国族意识——以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为例

俄罗斯随历史发展成为领土辽阔的庞大国家。随时间与空间的延续,生活在其中的人竟然无法就国族文化得到共识。十九世纪的知识阶层独立于政权之外展开社会自发的国族论述。从早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国族本质辩论,到革命前政治意识型态之争,国家历史是知识分子最重要论述依据。历史学家应能发挥专业长才,贡献于审视国族文化,却又往往被视为与知识阶层隔绝。本文以莫斯科学派的米留可夫为例,探究历史学家的国族观念。米留可夫无法认同长期受浪漫主义唯心哲学主导的俄国社会思想,主张经验历史的重要,如此才能建立正确的历史知识,找到真正的国族文化。他希望用客观的方法替代过去以人类精神为主体的理论架构,因此为俄国历史学和国族论述添上了新的一页。     

棋盘边的政治——天才的国族迷思、无奈与超越

中国与日本,是吴清源漫长一生身份认同的两个主题．他在中国成长至14岁,印上了挥之不去的文化胎记,又在日本较好的专业与生活环境中成才成名;但两国近现代史上的交恶与战争,一度给他造成了持续的心理紧张,并波及其生活。政治;麦驾于一个以棋艺为天职的天才头上时,确乎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敬天”与“射天”:上古夏、夷族群融合之殇

上古中国西部族群多源于氐羌,其酋豪曰"大",死则火葬,灵魂"登遐"升至山上(祖山)谓之"天"。甲金文"天"字即"大"上加一横或圆圈,表示在上、上面、神灵之意,是以又有"天在山中"之说。文献如《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记载西方羌戎之人对于被俘本身并不特别担忧,最为担心的是死后灵魂能否"登遐"升天,即回归祖山圣地,此即西部族群的"敬天"传统。上古人认为族与族之战也是神与神之争,因此东方殷人、夷人西征夏、周要"射天"、射山、搏木偶"天神"。这个习俗远可追溯到尧时的羿"射日(天)",晚则战国宋王偃还在"射天笞地",都是对于西部族群神灵之"天"的厌胜之术,所谓"威服天下鬼神"。汉民族融合早期主要是西部诸夏族群与东部商夷族群之间交合的历史,长期交往中伴随着征战与杀伐,最后形成血的凝聚。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区系的逐渐明晰,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这一点。     

吴文化源头辨析

提到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吴文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而有关吴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吴都的地望,历来也是先秦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本文认为“太伯奔吴”最先是到宁镇地区．具体而言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横山一带．因此吴文化的起源地应为江宁横山。     

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

认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十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把社会认同理论运用于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族群认同涉及到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成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族群关系,族群文化适应,族群之间的偏见、歧视和冲突,都与族群认同的发展有关。本文综述西方学者近年来对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发展、族群认同测定等方面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新进展,旨在对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提供某种借鉴。     

地方志“大文化”与“城市文化赋值”

编纂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的化传统。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到底我国修志始于何时,各家意见不一致,但其中说法较多的是：周初的“古国史即古方志”,它已有三千年历史。就是按通常大家可以接受的从汉代的“图径”算起,至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再退一步说,从地方志的成熟时期的宋     

“文化青海”建设与高原各民族的“文化自觉”

文化青海建设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举措,在文化工作中具有“统一驭万”之效力。文章分析了文化青海建设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青海建设面临的观念差异,提出了文化青海建设的布局重点。     

吴城文化族属源流考辨

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甲骨卜辞、考古以及民族学材料,作者论证吴城文化族源可明确分为三支:源自氐羌的崇虎族群、来自商王朝的雀氏及其部属、属苗瑶语族系统的江西土著。     

近三十年印尼华人族群文化适应初探

印尼为世界各国华人最多的国家。近三十年来印尼政府实施一系列同化政策,华人族群适应环境,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原住民文化精髓,融合现代西方文化,形成华人族群新型文化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由于印尼华人总是成为当地各种社会矛盾的牺牲品,使本来就存在的种族隔阂因此而加深,极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论文概要回顾了这方面的历史原因,分析了华人族群以本民族思维和行为准则在社会生产、医疗、体育、社团、宗教等方面积极主动为当地社会繁荣和进步作出的贡献;并指出,印尼华人族群能否以少数民族的资格,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印尼政府的政策、作用和有目的地正确引导是关键。     

日本中国新移民研究的新视角:“文化象征社区”理论探析

论文提出了"文化象征社区"理论并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新移民"文化象征社区"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论文认为文化象征社区作为族群归属空间,满足了新形势下走出国门的新移民在主流社会文化冲击下对保持民族性和传承根文化的诉求;作为族群保障体系,文化象征社区解决了各阶层新移民不同层次的适应与发展需求;同时绕行了飞地型移民社区建构的种种障碍,通过嵌入分散式族群羁留点的文化再生与传播,拓展了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孕育了新移民与日本社会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也激发了日本城市文化迈向异质的交融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