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初探

本文考察了山东地区商文化的聚落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商文化聚落形态在山东地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早商时期仅济南大辛庄一处遗址;中商时期遗址数量增加并在泰沂山脉两侧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聚落群;晚商早期遗址数量保持稳定但等级较高的遗址处于衰落状态;晚商晚期不但遗址总数而且等级较高的遗址数量都明显增加,还出现了像苏埠屯这样的高规格墓地。这一聚落形态的演变反映了商文化在山东地区东扩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论周原遗址京当类遗存对周人迁岐的指示意义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周原遗址处于一种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七星河流域的中心聚落逐渐成长为泾渭流域西部、关中地区直至西周王朝的中心。京当类遗存时期,周原遗址是关中西部社会的中心聚落,为商王朝的统治据点所在。而之后的周人再次选择了这个遗址并将其沿用至西周晚期,反映了周原遗址在京当类时期应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中心,并辐射和影响着周边。认识这个时期周原遗址在关中西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对于理解周人迁岐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河南荥阳官庄城址周边系统调查与初步收获

在3S技术的支撑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对官庄城址周边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测绘。通过聚落形态研究,作者对官庄城址的城市形态、空间结构及其与东虢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通过对商末周初至西周晚春秋时期的聚落演变的考察,揭示出西周晚期前后研究区域内聚落和社会格局经历了一次重整。     

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形态初探

近年来,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一批重要聚落遗址的发掘和调查,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有关聚落的资料。文中通过对晚期聚落的分布、典型聚落的考察、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的分析,认为晚期聚落在规模、布局、内部设施、经济设施、社会形态等方面存在显著特点,与仰韶文化早期、中期聚落均不相同。     

抚河中游先秦聚落试析——以江西省金溪县为例

抚河中游先秦时期的聚落存在环壕与山岗两类形式.以江西省金溪县为例,抚河中游先秦时期的聚落发展分为4个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壕聚落作为重要的防御据点而产生;夏至早商时期,聚落规模呈现衰退的趋势;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为聚落的大发展时期,山岗聚落急剧发展,呈聚集分布之势,而环壕聚落的防御功能不再具有显著地位;西周中晚至春秋早...     

良渚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聚落级差是指聚落之间规模尺度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环太湖地区的聚落级差始自崧泽文化晚期,其扩大化过程在良渚文化中期达到顶点,聚落级差作为一种现象一直持续至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反映出良渚文化中期聚落级差的极端化,已经超越了一般聚落遗存的范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城市萌芽是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扩大程度的标志性结果,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本身也蕴含了城市萌芽的催生力量。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聚落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

本文根据近些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进行了集中的分析,讨论的重点包括包头大青山南麓阿善文化聚落群、凉城县岱海周围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和陕北神木石峁城址及周边的聚落。指出北方地区在龙山时代经历了与中原不同的发展轨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演变模式。     

关于聚落考古方法的几点思考

聚落考古其实就是以聚落遗址为考古对象,来研究聚落遗址形态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演变的历程。我们通常所说的聚落遗址一般都是将周围的环境包含在内的,聚落周围的环境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区域。     

论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级差

本文通过对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诸多聚落遗址的调查和分析,并据现有考古学资料,揭示出该流域聚落间不同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以及差异性的规模化发展梯次,进而总结出渭河流域远古文化不同阶段的聚落演进状况,以及处于其中心地位聚落的历史变迁的文化现象。     

聚落群再研究--兼说中国有无酋邦时期

本文分析了聚落群的产生发展过程、基本特征和性质。指出其早期阶段是部落,晚期阶段大都是古国,聚落辟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国家的起源。认为酋邦和消亡阶段的部落无大区别,中国不必划分酋邦时期。     

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看夷方地望

东方地区是商王朝晚期重点拓展和经营的区域。文化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与当地文化二元对立;这里人口密集,聚落发展稳定,高等级聚落和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贵族与军队首领数量较多,驻扎在晚商文化分布区边界的醜、举、史等多个族氏还参与了征伐夷方战争。结合卜辞和商周金文的记录与相关研究,夷方地望应该在晚商文化分布范围以外、岳石文化后续文化的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等类型分布范围内。     

灵宝铸鼎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变迁的地貌背景考察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选择居址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灵宝铸鼎原新石器时代聚落所处地貌类型的考察,我们发现,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人类主要居住于较低的河流阶地等地貌类型上;仰韶文化中期,人类居住范围扩大,除河流阶地外更高的黄土台塬、洪积扇成为人类居住的重要地貌类型;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人类居住的重心转移到了黄土台塬、洪积扇上,并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从早至晚,人类居址存在一个向更高地貌面转移的趋势。同时,区域水系也是影响聚落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略论史前聚落的萌芽与发生

聚落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普遍发达于新石器时代,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聚落的萌芽似应发端于晚期直立人以来的地面穴居现象,并随着房屋建筑、墓葬以及窖穴等诸多要素的相继出现而日渐复杂。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就逐渐开始形成了一些较为显著的聚落布局规划现象,为史前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户考古与尉迟寺大汶口晚期聚落家户分析

家户是社会考古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单位,可分为生活型家户和非生活（特殊）型家户两种类型,考古遗存的家户界定需要同时考虑共时性、共居性和功能性。在尉迟寺大汶口晚期聚落家户个案研究中,尝试通过器物量化统计反映房址功能,结合同时期遗存分析认为,以大间房屋为核心的第三级财产所有制遗存共同组成家户单元;在家户空间的利用方面,各类房址的空间利用策略有所不同;房内遗物的统计结果倾向于支持聚落火灾毁弃说。     

略论淅川沟湾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

淅川县沟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存,依据层位关系,结合出土器物的组合、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可将其大体分为四期,其年代分别与枣园类型晚段、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早段约略相当,基本包括了仰韶文化早期晚段至晚期早段的整个时期。遗址外围发现有仰韶文化不同时期大、小两条环壕,是一处保存比较好的环壕聚落遗址,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     

鹳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

鹳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旨在了解鹳河中游西峡县境内山地、平原和丘谷地带的聚落形态。调查面积约125~135平方公里,发现了近百处遗址,年代从仰韶中期一直到秦汉时期。通过系统调查,我们对调查区域内的文化面貌和各时期聚落形态的特点、变化等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些信息反映出当地古代居民在资源利用方面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复杂变化。     

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网状分布形式构成了商代的聚落模式。这种聚落模式体现了商代统治者“体国经野”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模式体现了商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城的修建和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了商王朝聚落迁徙的全民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王朝强大的政治强制性。商代聚落模式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和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聚落内经济区域建设的因素:商代聚落体系的择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商聚落体系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体现了聚敛矿产资源的经济管理景观。商王国及各方国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从属与依赖关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商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红山文化的聚落群聚形态与辽西区文明的发生

红山文化的聚落群聚形态研究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聚落群聚形态不仅包括单个聚落的形态布局,还包括聚落群的层级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族群构成、社会组织、文明的萌生等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伴随着红山文化聚落资料的丰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梳理红山文化聚落群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典型聚落遗址进行分析。最后对红山文化聚落群聚形态反映的社会组织形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红山文化聚落分层现象显著,社会复杂化特征明显,说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阶段。     

距离、边界与可见性：辽西地区史前聚落结构与社会组织

史前聚落的结构反映了生存空间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本文从空间分析的视角入手,观察并梳理了史前辽西地区聚落结构,重点关注居址的空间结构和墓葬的埋葬模式。辽西地区居址的空间模式有组合家户、独立家户和扩展家户等,墓葬的空间模式主要分为居室葬、居住区埋葬、聚落墓地或祭祀区埋葬等,这些不同的空间模式存在距离、边界和可见性差异。本文认为,聚落的空间结构与聚落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在生业方式转变、居住时间延长、人口增长过程中,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埋葬或仪式过程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血缘亲情纽带和群体地域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潜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