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的投降应分为假降阶段和真降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宫刑,史有记载。倪昭敏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指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他根据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指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也只能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倪昭敏同志的结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是由于他使用的论据是虚假的。     

也谈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辨护

汉武帝天汉三年,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一般都认为司马迁遭祸是由于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最近,倪昭敏同志发表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李陵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兵败被俘的。被俘后并没有马上投降匈奴,其投降匈奴是在天汉四年全家被杀以后;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李陵兵败被俘不久,其受刑则是在天汉三年,而这时李陵显然还没有投降,司马迁怎能是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     

李陵,没有伟业能和做个忠臣相比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五千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二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司马迁受宫刑

司马迁由于议论李陵而受宫刑,前人对此事的谈论已多。但是,他受宫刑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对于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究竟该怎么看,我觉得还有一些话可说。一、李陵其人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说他“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李广利伐匈奴,汉武帝命李陵在后面“将辎重”,李陵不肯,自请独当一面,于是遂使率五千步卒而出。结果,这支步兵恰好遇上了匈奴大队。李陵及其部下当时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司马迁说他“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干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司马迁下狱、宫刑年代之商榷

一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年代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天汉二年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遭受宫刑。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云:“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范文澜在1931年北平文化书社出版的《正史考略》中原主张天汉三年说:“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年四十八。”但是,在解放初出版且尔后多次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改为天汉二年说:“前九十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阎锡山与傅作义的交往片断

（一）阎锡山在太原坚持反共的骄横态度 日本投降以后,直到1946、1947两年多的时间内,阎锡山在山西虽日夜费尽心机进行反共,但连续在上党、孝义、临汾以及晋中等各个战役中,莫不全军覆灭,指挥人员都被俘被歼,最后仅守太原一地。但他顽固不化、骄横自恃的态度,还没有被现实的教训所粉碎,而凭恃自己在太原能生产钢筋水泥、自造部份     

《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六年要目总汇

·古代,史研究·明初空印案新探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 《汉记》“彰法式”释义之商榷刘知几史学理论初探荀悦和他的《汉纪》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孔子的为政之道刘孔伏(1。3)罗荣泉(1.24)刘隆有(2.15)张振佩(3。79)刘隆有(3.86)叮)t绍敏(3。133)钱远金容(4。69) ·近现代史研究·黄遵宪的维新思想及其悲剧性结局曾国藩政治思想述评武昌首义的领导成员王宪章国民党政!仔的禁政丁宝祯与李端菜伟大的旗手与先行者孙中山晚年伟大转变的背景孙中山与贵州青年湘西截械事件始末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述评国民党政府银元券的发行与崩溃对王…     

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

汉代,进入匈奴的汉人是很多的,其中有战败被俘的,有因故率军投降的,有戍卒边民被掳掠的,有出使匈奴而被留其地不回的,亦有相当一部分是因种种原因非法越境逃亡匈奴地的。据《汉书·匈奴传》,元帝时候应对匈奴事状云:“……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此涉及汉人逃亡匈奴之三种情况:一是因故没入匈奴之吏卒之子孙不堪贫困,投奔其身在匈奴之亲戚者;二是边人奴婢难忍煎熬者因近匈奴地而亡入;三是触犯律令之盗贼为彻底摆脱受追捕之窘迫境地,亡入匈     

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

司马迁和李陵是汉武帝时期并不显达的文官和武将,两人因先辈的影响而得到任用。司马迁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谈死后,因“主上幸以先人之故”,(《报任安书》)继承父业做了太史令;李陵是汉名将李广早死了的长子当户的遗腹子,年轻时任过侍中,李广死后,“武帝以为有广之风”,《汉书·李广苏建传》)拜为骑都尉。司马迁和李陵,因为任职关     

西岔沟古墓群族属问题浅析

西丰县西岔沟古墓群是1956年发现,由前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清理发掘的。1960年《文物》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了该墓群的发掘简报,提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认为该遗存为匈奴文化,并称之为“匈奴西岔沟文化”(以下简称《匈奴论》)。简报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曾庸同志发表文章对《匈奴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西岔沟墓群是乌桓人的遗存(《考古》1961年六期,以下简称《乌桓论》)。但由于以后一直没有新的发现,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曾让欧洲谈之色变的匈奴人与蒙古人

匈奴进入欧洲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匈奴人也自称是炎黄子孙。战国时期,匈奴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常南下攻扰中原,我们所熟知的“修长城”、“公主和亲”、“苏武牧羊”、“张骞出使西域”等历史重大事件,都记录着汉与匈奴的纷争与和解。     

匈奴左地与姑夕王驻地

(一) 《史记》与《汉书》中所讲的匈奴“左方”或“左地”包括的地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人们对此往往不加分辨。丁谦认为匈奴左地包括今克鲁伦河以东及内蒙古东四盟地,且在此地驻有匈奴左方王将。1956年前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辽宁西丰西岔沟,清理了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六十三座古墓。孙守道同志认为“这一墓地的部族应属于匈奴部族集团,当归匈奴左地所辖。”并认为其族属“就现在的初步分析,以为匈奴     

西汉杰出的军事家赵充国

赵充国(公元前137——公元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市)人,后迁家至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青年时代以六郡“良家子”身份充当骑士。由于他善于骑马射箭,补入羽林。史称他“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见《汉书·赵充国传》,以下引《汉书》不再注明)。正因为如此,他在壮年时期,就建立了一系列为世人所瞩目的功绩。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38岁的赵充国以假司马名义,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进击匈奴。不虞大军被匈奴所包围,一时粮草断绝,死者甚众。在这种万分紧急的关头,精通兵法而又熟谙匈奴情况的赵充国,率领壮士百余人,突围陷     

刘邦汉国号考原

“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号之一,也是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公元前206年,项羽败约,本汉中郡名立刘邦为“汉”王;而刘邦在愤怒、无奈之中接受汉王封号,以及后来定有天下之号为“汉”,则都与萧何的劝谏“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有关。     

司马迁生年新证

关於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争议颇多。目前主要集中为两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经对有关文献记载仔细研读、分析，以及逻辑推理，可认定司马迁出生的时间在其父司马谈掌“天官”之职以后。由此，进一步确证司马迁出生於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是正确的，而认为司马迁出生於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则是失察的．     

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

本文以《史记》五帝、夏、商、周、秦“本纪”与楚、吴、越“世家”、匈奴等“列传”为中心,探索司马迁是如何苦心孤诣地建构“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在此基础上,研讨华夷界限的移动、华夷衍变、司马迁对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等问题。司马迁通过对夷狄、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历史追想,构建了“大一统”思想框架。我们从司马迁所构筑的“华夷共祖”的意境中,可以推想到他已有族群心理的核心是共享血缘的感觉。     

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败降与遣返

1945年是振奋人心的一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柏林向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无条件投降。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发表“了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企图垂死挣扎、孤注一掷的日本军队,在《波茨坦公告》发布,美国先后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接连打击下,放弃了本土抵抗。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的投降与遣返“日本投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胜利。举国欢庆之时,北平新创刊的新生!新生!》报纸刊登了从广州传来“的一谜三底”的灯谜:说联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