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方法 定位:土遗址保护与遗址公园建设的理性三问

土遗址是较少受到公众关注的文化遗产类型,也是数十年来遗址保护的难点。"合理利用"是中国遗址保护几十年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建设遗址公园是重要的方式之一。改变理念是土遗址保护的关键所在,关于遗址公园的建设,我们需厘清建与不建、拆与不拆、定位是遗址还是公园这三个问题。建设遗址公园不再只是为了保护遗址,同时也传承优秀文化,满足公众的文化和休憩需求,应采纳"合理利用"的方式,同时"加强管理",达到宏观控制,兼顾惠及民众与价值呈现两个目的。在强化保护原则的前提下,部分土遗址如果能建成遗址公园,则是在满足科研、历史记忆功能之后一次重要的功能提升。     

浅谈白帝城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当前,如何处理好发展旅游经济和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址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章通过对白帝城馆藏文物、文物建筑、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问题进行剖析,给出了白帝城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启示。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如果仅限于西方遗产话语,往往导致时间与空间、物质遗迹与人文精神被分割为两个不同方面,致使遗址在传承文化、教化当下的功能上难以充分体现。以鲁故城"泮水"遗址作为例,借用"深度绘图"方法,梳理遗址承载的历代文本源流,则能更好地显露沉积在遗址空间里的意义层及其传承关系。因此,中国文化遗址的保护,不只是关注"物质原真性",还可以用"历史空间"这一概念,把物质遗迹和历史文脉打通,实现贯通古今、德泽当下的遗址文化传承功能。     

我国大型遗址保护问题的思考

大遗址是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使用得颇为频繁的一个概念。大遗址面临的威胁,近年受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广泛关注,但真正危及大遗址保护的实质性问题或深层原因,目前还很少涉及。大遗址保护和管理失控的所有问题,都要从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去迫寻,它是产生其他破坏大遗址问题的症结。要保护好大遗址,需要研究并寻求将遗址所在的集体农用土地流转为国有文物保护用地的制度层面的设计,重要的大遗址需要建立包括了权益相关方统一的管理机构,遗址的规划也不能是"自娱自乐"的文物保护规划,而是应建立在有权益和机制制度保障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综合规划。     

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利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得到了满足,而我国又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不断的发展中有很多的文化遗址都为后人所关注。曲阜的鲁国故城是从西周开始便受到分封,这是最早的记载,并且这里的人文地理、军事以及各种遗址都能够找出历史遗留的信息。如今对这一地区的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利用与研究,也成为相关专家所关注的重点。     

山东滕县两处古遗址和一些汉画象石应急设法保护

最近我配合县文化科的同志,曾出发了解了几个区的文物情况,我认为有两处古代遗址及一些汉画象石,急应加以保护,否则是会受到无意的破坏。两处古代遗址:一是界河区龚庄家西古代遗址,这座遗址是一个大土墩形,面积很大,有些地方早已被群众耕为田地,去冬在这遗址上,曾被群众挖了     

大遗址保护规划区划的划定分析研究——以广东大遗址为例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正确的划定对大遗址的保护尤其重要。以广东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规划为例,目前国内大遗址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划定的范围缺乏技术支持;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之间冲突明显;范围划定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等。这就需要文物工作者,正确掌握大遗址的区划划定方法,总结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具体工作思路。     

遗址博物馆内土遗址本体可溶盐和霉菌危害预防与治理的进展

在博物馆建筑的保护下,尽管避除了由于风蚀、雨淋、日晒等有害因素所导致的土遗址裂隙、崩塌等病害现象,但是可溶盐迁移及霉菌滋生导致的表层风化等一系列危害会造成土遗址本体破坏和信息损失 ,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且迫切。本文主要综述了可溶盐、霉菌的破坏作用、产生原因、影响因素、防治措施等,并探讨了遗址博物馆内土遗址防治可溶盐及霉菌危害的可行性保护研究方法。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高昌故城土遗址病害调查及因素分析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高昌故城土遗址破坏的主要因素,墙体的结构坍塌是土遗址破坏的重要体现。为了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笔者在对高昌故城土遗址病害细致调查的基础上,论述了故城土遗址破坏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为以高昌故城土遗址保护为代表的西北干旱地区土遗址结构的加固、保护提供一定的事实依据和借鉴。     

秦俑坑土遗址的研究与保护

秦俑坑土遗址是秦俑遗址——这一大型地下土木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秦文化研究的珍贵资料,也是观众了解秦俑遗址的极佳展品.然而,土遗址在发掘后不久,便出现裂隙,且愈演愈烈.目前,土遗址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其表面的风化.若不及时治理这些问题,不但会损害土遗址及其上附属的多种其它考古迹象,而且也危及陶俑群的安全.鉴于此,对于土遗址保护这一课题,从1988年起,我们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实验,选择物理加固法,对一号坑隔梁、东壁、三号坑进行了加固保护.91—92年,又利用德方赠送给我馆的无振动钻具对一号坑隔梁进行了重新加固.同时对土遗址表面风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保护措施的设想.本文就俑坑土遗址的研究保护情况,概括一下我们的工作.     

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新发现与初步研究

<正>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一处重要的矿冶遗址,自1988年发掘以来,因其开采年代早、延续时间长、规模大、价值突出,备受学界关注。2012年—2016年,为配合铜岭铜矿大遗址保护和"双遗址"公园建设,深化对遗址分布范围、年代、文     

超前推进的上林湖文保工作

<正>上林湖的文物保护工作起步非常早。上林湖越窑遗址早在1963年就经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加强遗址的保护和管理,慈溪市政府于1987年批准建立了上林湖文保所,作为上林湖越窑遗址保护管理的常设机构。当时对于遗址的威胁,主要是人们挖沙、建坟,也有一些盗掘现象发生。建坟会破坏环境,挖沙会破坏窑址,所以当时市政府发布通告,明令禁     

两座遗址的不同待遇

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是内蒙古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评选会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说,二道井子遗址有着特殊的代表性——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重要。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罕见的故事。     

日本旧石器遗址的保护

本文就日本旧石器遗址保护的现状与课题做简要介绍。日本对本土旧石器遗址的研究,始于1949年群马县岩宿遗址的发现,与对新石器时代及后来时代(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文化遗址的研究相比,历史很短,对其保护也不很充分。2000年1月,日本民间旧石器文化研究组织--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的副理事长捏造旧石器遗址的问题暴露以后,对日本旧石器遗址的研究和保护产生了多种负面影响。如何克服这一影响,加强对日本旧石器遗址的保护,本文就此谈一点看法。     

扬州唐子城城墙遗址的保护现状与思考

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扬州城遗址的保护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唐子城城墙遗址屡遭破坏,成为扬州城遗址保护中既现实、又棘手的一大问题。对其破坏厚困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这对呼吁人们重视物,从而促进整个遗址的保护,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遗址价值评价体系与保护利用模式初探——以昙石山遗址保护与利用规划为例

我国的大遗址保护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但目前还未有成熟经验。正确认识大遗址的整体价值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在对昙石山遗址价值的定量评价中,将大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艺术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附加值5大类16项评价因子组成大遗址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特尔菲法进行赋值,以此来判定大遗址的级别,为保护利用的整体模式选取提供参考。这是对我国大遗址保护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     

探索郑州商城大遗址保护——“园中城·城中园”“雅中静·俗中闹”的郑州模式

郑州商城作为郑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历来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文章结合以往考古工作成果,依托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寻求具有郑州特色的大遗址保护模式。     

传播学视阈中的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研究

随着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的持续开展,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表现形式逐渐引领着考古遗址走出学术界的象牙塔,成为普通公众共享的空间和场所。如何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对遗址历史信息进行正确的理解与展示,真正实现遗址公园的普及性和公众性,使之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亮点,是现阶段遗址公园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传播学视阈出发,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的分析研究,探索在多元诉求下如何增强遗址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以实现弘扬传承考古遗址价值的新思路。     

良渚遗址的学术价值和遗产价值

考古遗址的学术价值往往不直接等同于文化遗产价值。尤其是良渚遗址这样的史前考古遗址,如何正确解读并充分阐释其考古学价值和遗产价值,是申遗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的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显著,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识不是单一乃至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手段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中不断地加深和发展着,因此良渚遗址的遗产价值也会随之变化和发展。从已有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表述良渚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这只是考古工作在遗产保护中的一方面内容;从保存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有效进行保护利用的角度讲,制定长远的考古工作规划、保障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才是申遗以及获选之后遗产管理中的重点。将遗址考古学价值的正确解读,发展成为良渚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核心依据,这样才能实现学术价值往遗产价值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