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拔白旗”的号召,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此后不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的高潮。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成为“拔白旗”的重点对象。“我的年纪虽大,但还有勇气”建国初的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专家、学者发表文章,畅谈新社会的感受,决心克服旧社会带来的思想作风,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时为复旦大学教务…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在1958年10月的飞机失事中殉职,随后受到隆重追悼。在此之前的“拔白旗”运动中,他被斥以“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等罪名而受到批判。空难终止了批判,也使他“躲过”了以后多次政治运动直至他的许多同仁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详情请阅《郑振铎最后的日子》—文。     

顾颉刚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

1958年5月,一个“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     

“拔白旗”运动中的巴金

1958年,流行“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人们到处寻找靶子,拥有众多青年读者的巴金自然难逃此劫。在这个极端思想风行的年代,上海柯庆施、张春桥在文化方面搞了许多标新立异、极端化的花样。诸如,柯庆施到复旦大学当教授,以示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柯庆施还要搞社(人民公社)办大学;张春桥撰文主张     

记忆中的罗章龙先生

1953年全国高教院系调整时,罗章龙先生所在的湖南大学经济系并人中南财经学院,他本人在财院图书馆工作。1958年中南财经学院与中南政法学院合并成立湖北大学(两学院的前身即中原大学)。文革后,罗章龙离开学校。现学校名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

1958年“大跃进”,河北省和全国一样,“天上有多少星,地上有多少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搞得热火朝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有5802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像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燃了一把火,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言路更加闭塞,“五风”继续泛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郑振铎在1958年

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发生在1958年的一系列事件对郑振铎来讲,都极具象征意义。10月17日,他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因飞机失事而全部遇难。背负着“白旗”的恶名,带着满腹疑惑和惆怅,他的遽然离世给人们留下了一连串的叹息……     

我带学生大炼钢

1958年上半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在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工业方面要求在7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因而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     

从狂热到怀疑——我的“串联”经历

1966年,我在北大经济系读书。当时全国“革命”热情高涨,各地“大串联”热火朝天。这种情势下,我们经济系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物理系的几个朋友也响应党中央“步行串联”的号召,组成“新北大井冈山长征队”,激情澎湃地策划步行去井冈山这个革命圣地“朝圣”。     

1958年: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之谜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消息:河南省西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四生产大队创造了小麦亩产量732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这是农业战线上放出的第一颗小麦“卫星”。一卫星公社第四生产队长、共产党员陈炎理作为创造小麦高产“卫星”的组织者,被评为模范人物,许多地方的干部群众也开始对这个先进队刮目相看。1958年秋,全国科联科普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炎理出席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以《揭开了“7320”之谜》为题,介绍他们试验田小组放卫星的“经验”。这个发言稿引起以刊登学术性论文为主的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     

灭“四害”，郭沫若写诗咒麻雀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第一次不准革命：讲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出现了经济混乱,发生了缺粮恐慌。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根据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毛主席大为震怒。确定彭黄张周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9月末开始,在全党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     

尹坤到毛主席家中做客

尹坤,内蒙古宁城人,1928年2月生。尹坤是1958年3月组建的双鸭山矿务局红火箭掘进队队长,60年代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他所带领的红火箭掘进队作风过硬、无坚不摧,被誉为双鸭山百里矿区一把“不卷刃的钢刀”。1966年3月,红火箭掘进队作为黑龙江省代表队转战大西南,夺得“全国支援西南建设27个甲级掘进队优质、高速竞赛”第一名,被煤炭工业部命名为“全国五好集体标兵”。自1958年建队至1966年西南夺魁,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我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现就史书《汇集》出台前后的那些使我们子孙后代难以置信的情况作一介绍。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从“公共食堂”兴衰引发的思考

全国开始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情。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遍地开花,也兴起一种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情绪。吃大锅饭办公共食堂,如大海来潮,势不可挡。不仅农村到处砸锅拔灶,全村老少凑在一起吃饭,有些城市也一时宣布要办人民公社了,北京有的胡同传来集中锅碗瓢盆之声。庐山会议下来我挨批斗,被双开除之后,1960年5月下放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当时此村归850农场管辖。“右派”分子在农场集体劳动,我属于“右机”,蒙农场领导照顾,单独安排在这村子的“老头排”劳动。村子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吃食堂…     

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记1958年“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回顾1949年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1958年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是仅有的一次针对未成年人的“运动”,而且整个过程俨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浓缩版”,从全国来看,所涉及的人数也不少,而且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件事情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大跃进”的前奏：兴修农田水利建设运动

1957年秋冬至1958年春,全国上下开展了以兴修水利为核心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此次运动在“三主”治水方针的指导之下,基于农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外在推力,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势如破竹的水利建设高潮。     

关于大跃进和大办钢铁运动

整风和反右斗争结束后,中央及各级人民政府逐渐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当时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思想,我省也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生产建设指标。195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湖北省1958年至1967年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修改草稿）》,要求粮食棉花要增加一倍,并提出1958年农业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孝感召开荆州、襄阳、孝感、黄冈地区49个县级单位参加的农业生产会议,要求这些县当年要开展“千百万”、翻一番的增产运动…     

我们在饥饿的年代

1958年"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处在极度亢奋之中。全国文教系统的一面红旗——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更是热气腾腾,你追我赶,干劲冲天。似乎"英特纳雄奈尔"很快就要实现了,都有使不完的劲。那段时间正常教学秩序被打断,课停了。全系师生或参加劳动,或去工厂农村搞社会调查和采风,或编教材,或去工厂办夜校。昼夜苦干,大家都疲惫不堪,有的学生干部晚上开会都得站着,因为一坐下来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