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吴宓力荐陈寅恪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任国学院导师一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其实,从《吴宓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在推荐陈寅恪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问题上,吴宓起了决定性作用。     

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著名学者吴宓年逾古稀之时孤身在重庆执教,自"四清"始由家务女工唐昌敏照料他的生活。文革期间吴宓身心均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迫害,然而唐昌敏不离不弃,依然悉心照顾;同时吴宓对唐昌敏一家的不幸遭遇也予以极大的帮助。大学者与平凡的家务女工结成了难得的患难之交。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非常年代的经历,留下了珍贵史料。详见《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一文。     

从《吴宓日记》中解读王国维之死

<正>日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尤其是一个时代里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的日记,由于其即时性、纪实性,以及往往涉及重要人物、事件和记录了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之后,便会发现其中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群体,地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日记由于涵盖众多与其同时代的学人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显得更为可贵。民国以来的学者中,当以胡适和吴宓的日记为其中代表。建国之后,胡适去了台湾,而吴宓一生留在大陆,且其日记也在大陆较完整地出版,无论是建国前所记十卷还是建国后所记的十卷续编,在研究民国及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的学者和思想等方面都有着很好的     

吴宓痛悼常燕生

1947年8月4日,吴宓在《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沉痛悼念诗友常燕生先生.文章说,他与常相识,是在读其长诗《翁将军歌》和《论新诗》以后.这两首诗均写于1932年,前者是歌颁“一·二八”战役的抗日英雄、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的,后者是评论白话诗运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不仅将这两首诗录入其《空轩诗话》,还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翁将军歌》“气格高古.旨意正大,深厚而沈雄.通体精练,无懈可击.其序仿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其诗也直追少陵与唐贤.……统观九一八后两年中南北各地叙记国难之佳篇,应以常君此歌为首选”(《常燕先生遗集·哀挽录》,第21页).至于《论新诗》,他的评语是:“议论正大,而格调高古,有清新自然之致.”此外,吴为了将这两首诗“登布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与常燕生谋面.据说,在那次见面后,吴对常印象颇佳,认为“其人渊雅静穆,而性情诚厚,纯然文士,绝异政海中人物也”(同上,第23页).为了解上述情况,我查阅了新出版的《吴宓日记》,可惜这一年的日记缺失.又查1932年的《大公报》,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这两首诗的踪影.     

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钱钟书：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钱钟书学习成绩很好,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睐有加。他常常在讲完课后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抑后扬,对导师褒贬一番,吴宓也不气恼。     

我与吴宓的一段往事

1966年6月28日,我们参加省委工作团的13位青年教师奉命回到西南师范学院。回教研室不久,“革命烽火”越烧越旺,终于有一天吴宓座位旁边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我顿时明白,吴宓要倒霉了。隔了两三天,教研室开会批判吴宓。会上,几位了解情况的人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吴宓,说他反对鲁迅、反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资助牛鬼蛇神,简直反动透顶云云。对这一切,吴宓闭口不言,不置可否。这次批判会,大家说话还有三分客气,也不作人身攻击,还让他坐着接受批判。会后,主持会议的刘遗贤叫我晚上去找吴宓谈谈,…     

邓不平与吴宓教授

建国初期,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打补丁”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吴宓与梁漱溟的个性

有一回,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向吴宓教授借了五元钱,说好一个星期以后还,但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位老师却没有把钱还给吴宓。于是,吴宓就亲自找上门去,要回了那五元钱。那位老师很不高兴,跟别人说：＂吴宓真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要!＂有人把这话传给吴宓,吴宓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还有一回,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     

阎锡山台湾日记述略（中）

六、关于国民党“行政院”由广州逃迁重庆、成都之记载阎1949年10月11日记“:偕财政部长关吉玉由穗飞台北,谒蒋总裁。”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偕关部长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0月16日记“:加大地方权责案     

“暖日记”融入幼儿活动的应用

<正>“暖日记”是幼儿认知和情感最自由、最真实的表征和表达。在一日活动中，幼儿结合自己的感受、认知、经验等，将“暖日记”融入其中。“暖日记”融入幼儿活动需要一定的策略支持，以便幼儿能敞开心扉，向他人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记录自己最自由、最真实的表达。本研究以幼儿“暖日记”活动为研究背景，以本园幼儿和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法和观察法等研究方法，观察、分析“暖日记”在幼儿活动中的应用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指导策略。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读《红尘冷眼》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     

胡适三题

赵元任说,“胡适的日记是为别人看的。”胡适曾公开表示,他的日记是留作史料的。     

抄本《习登日记》——一册徽州学徒的日记

徽商的日记帐册,有的称作“便登”(如同治五年歙县上丰宋氏盐商的一册日记,即称为《便登》)。结合抄本的内容来看,《习登日记》一册,可能是指徽州学徒的日记。该书封面除书名外,另有“方业远”的字样。日记从某年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六月十六日,仅留下断断续续的记载。反映的具体年代不详,只能大致判定为晚清或民国时期。关于抄本的作者应是方业远,可能也就是书中的“方光洪”。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蒋介石的日记自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无日不记,篇幅浩繁,内容庞大。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翻阅了全部日记,认为它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认识20世纪中国的新视窗”。2006年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1932年以前的日记复印出来,供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下旬,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乘去美国探亲之际,于5月前往该处翻阅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时间是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共22天;然后寄回国内交由同事孙彩霞编审编排整理,并加文字说明。日记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版面的页面书写,在正页的上下两端以及左右两侧也写有内容。日记有的地方写有“续昨”,还有的在页前写“（接上页）”,页后写“（接下页）”,由此推断,日记的部分内容不是当日记述,而系日后补记。因日记原件不能对外,提供读者的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以口替代。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在一些地方添加注解,个别明显有误或能推断内容的文字也力所能及地指出。虽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蒋介石档案《困勉记》公布了日记的部分内容,但因为这两者都意在表现蒋介石在“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现在公布的日记原件,为西安事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关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安会面晤谈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此事,并概括说蒋介石做?     

“书记微博”幕后的官商迷局

这篇“日记”讲述一名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的仕途十年,内中有大量行贿、受贿、玩弄女性情节。从内容和体例来看,这是一篇可以和年初广西烟草局长韩峰媲美的“日记”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日记长跑,我们与儿子同行

在日记的跑道上,孩子是运动员,老师是教练,家长是看客,也可以是陪练员。我们在给儿子“陪跑”的岁月里、领略了无穷的乐趣。翻看着儿子那26本日记,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