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

《南京条约》中赔款一项,除烟价、军费外还有商欠。所谓商欠,是指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行商在对外贸易中欠下英商的债务。对此,条约第五款规定:“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这笔巨款究竟是怎样欠下的?既为行商所欠,何以要由中国官为偿还?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

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广州涉外贸易。关于这项贸易,中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在保障边境安全的同时,杜绝关税不能按期完纳的情况发生;中国行商为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努力化解可能导致他们破产的各种危机;从这项贸易里获得巨大收益的外国商人,尤其英国人,则尽可能消除一切增加他们贸易成本的规章制度,笔者称之为"行商制度"。另外,本文还指出,商欠其实分恶性和良性两种,恶性商欠的爆发往往导致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口岸管理政策会越加严密,但良性商欠作为一种中外商人间的融资行为普遍存在于广州贸易。     

清代行商之保商制度初探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是清政府管理经营和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是封建垄断的特殊制度。行商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行商是官方承认的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也有人称其为"官商"。行商的这种"官商"性质使得行商的职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保商制度就是"官商"的职能之一。而这一"保"却成为行商破产及行商制度崩溃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

官商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清代的官商,以皇商、盐商和行商为著名。乾隆年间,随着封建政权对商人和商业资本压抑的加重,皇商和盐商逐步走上衰落破产的道路。至于行商,自1685年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关,次年广东洋行制度建立,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达半个世纪之久。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强了     

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     

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

清政府实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旨在加快干路建设.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溢权较少.川、粤、湘、鄂四省广大商民掀起保路运动,其因在于清政府以封建专制之法,强行"干路国有"之策.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道清铁路债务问题研究

整个道清铁路的历史就是归还债务的历史,该条铁路本是英国福公司自筹自建的一条运矿专线,铁路多经山谷,沿线物产不丰。福公司怕养路费用无着,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将铁路借款赎回;后因路收无多,为扩充营业以归还债务,清政府又多次借债。这些债务多在民国十五年后因国内局势动荡而停止还本付息,积欠甚巨,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道清铁路的债务问题才得以解决。     

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

在晚清铁路外债举借过程中,洋务官员逐步有了成型的、带有明显思想倾向的外债观,芦汉比国债款交涉是典型的蓝本。其核心是在依赖心理驱动下生成路权与债权交换的主导思想。在体现外资合理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排斥商股、模糊抵押权限、利用外资形式偏执等诸多偏差,表现出近代国人在利用外资上排拒与依赖并存的矛盾心态。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在把握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外贸易历史大环境的基础上,复原两广地区、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1904）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广东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粤西南地区,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桂西南地区和西江流域依凭13个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极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此外,新辟口岸分流效应使原有的贸易路线发生转移,商路的变迁有规律可循.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     

晚清时期香港与北方环渤海地区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北方环渤海地区的贸易关系密切,东北地区通过牛庄口岸,山东及朝鲜通过烟台口岸,直隶及广大北方腹地通过天津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较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腹地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清末银两汇价波动与外债偿付(1901—1911)

有清一代,始终实行银两制度,银两是国内外商贸往来或债务清算等的主要流通支付手段.由于中国白银产量不多,为了满足币材需要,必须不时地从国外输入大量白银,银两价格不能不受世界市场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     

李鸿章集外文考论

李鸿章系晚清重臣,其个人文集是学者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史料。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为学术界全面深入研究李鸿章带来了极大方便。然因载籍甚众,全集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李鸿章的七篇集外文,兹加以迻出,并略作考述,以供再版时参考。     

黔中骈文评介

清代骈文"中兴",边远的贵州也涌现了几位骈文作家,如龙绍纳、刘藻、徐楘等,还有《乌江赋》、《梨花赋》等佳作。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洪亮吉督学贵州,写了《狮子岩》等几篇骈体文,为黔中山水增色不少。     

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

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外债的这种特征,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借债救国论源于东北铁路外债交涉,其最初是指厚集洋债,实现均势。在清末宪政运动中,它又延伸到内政方面,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舆论推动力量,并构成了干线国有政策的促动因素。郑孝胥在其间发挥了独特作用。近代铁路外债观的功能异化、内涵的多质化及其政治化倾向在其身上达到了极致。他的经历与思想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利用外资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也显示了立宪派的政治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