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推出“满洲国兴亡”三部曲,提出“建设东北论”。该谬论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解放”东北民族,建立“理想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东北发展基础。实际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压榨东北人民,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人肉开采”,用人命换经济;打断东北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建立畸形的工业体系;消耗大量资源,严重破坏东北的生态环境。日本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后续发展。“建设东北论”传递错误的史实和史观,误导日本民众,催生了中国的“精日”分子,在中日两国都产生消极影响。揭示这种错误论调的来龙去脉、历史根源、社会影响,有助于两国人民客观认识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福格尔教授与诺斯教授情况简介

据瑞典皇家科学院1993年10月12日宣布,本届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和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主要对他们在运用“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解释经济的和制度的变化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工作进行表彰。他们二位是自诺贝尔经济奖设置以来第一次当选的经济史学家。美国《新闻周刊》称他们是“计量史学”的奠基人,即将经济统计学运用到历史中去这一新领域的开创者。这一领域长期以来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     

日本的对外战略性援助

战前,日本把“强兵”作为最高国策,依靠军事力量张扬国威,利用军事手段向外扩张。战后,日本奉行“经济第一主义”路线,从战败国到“亚洲一员”、“西方一员”、再到日美欧构造“世界新秩序”?体现了日本经济力量不断膨胀的过程。商品、资本、援助是日本经济力量向外扩展的三种重型武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对外援助作     

用心险恶的日本“河豚计划”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想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发展经济以支援战争,为其侵华效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为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高潮。在组织日本移民的同时,他们还秘密制定了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满洲”的“河豚计划”,企图将大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到我国东北。日本人一直喜食河豚鱼,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     

百年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动机的书写

不同时期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战争叙事,分别基于某种解释而选择了不同的叙事内容,进而赋予意义加以书写和叙述。“教科书文本”只不过是对已发生之事的种种“解释”,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其中既有揭示,也有掩盖。百年来,以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时期为分界,在不同的权力制约下,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叙事尤其是侵略动机进...     

“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关系

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民族资本经济在“九·一八”后也开始陷入困境,“商业一落千丈,工厂停闭叠起,金融枯竭”。民族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击破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统治下“期政治之稳固,藉谋经济发展”的幻想,迫使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建立五年来的历史进行回顾,结论是“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甚至党国自身,亦复不能保持完整”,“国是日非,民生愈困”,“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满铁调查与日本侵华战争

1906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大连设置了一个叫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的组织。它虽对外宣称是一个民营企业,但实际上它与关东军司令部过从甚密,而且“肩负着政府所赋予的使命”,它不仅是日本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一个为日军收集我国政治经济情报的特务组织。日本侵略者凭借它在我国东北地区各方面搜集到的情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成立了伪“满洲国”;随后,关东军又委派它到华北地区刺探情报、建立公司,为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创造条件。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满铁特务组织是日本全面侵华的急先锋和智囊团。     

日本人的“过劳死”及其社会文化成因

日本人的“过劳死”及其社会文化成因日化战后五十年间,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令世人瞩目。然而其成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我们在探索、学习“日本经验”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它的弊端,“经济动物”一词所隐喻的,远远深刻于它的字面含义。本文拟就日本人的“过劳死”问...     

日本90年代经济低迷的原因分析

序言：问题的提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景气恢复对策参见图1。从历史上看,日本经济成功地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挑战,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落;另外,日本经济也成功地克服了“广场合意”带来的日元大幅升值的压力．1985年后一度经济增长率比之前提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日元升值景气期”。     

唐代文物典籍对日本的传播

我国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在唐王朝三百年的时间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十三次,每次遣唐使,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其中包括不少留学生。这些众多的遣唐人员,他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日本输送先进的中国文化。因而,他们从中国带回日本的唐朝文物典籍数量相当可观,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当时传入日本的文物典籍情况,目前没     

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 一边促发展 一边搞破坏

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可算是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派”的“帮主”。“谋求建立和谐社会、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对日本不是威胁;争取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对中国也不构成威胁。”3月中旬,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在访华时讲的这番话,让人看到,这是一位希望改善日中关系的日本政要。     

《鲁滨逊漂流记》中“私小说”特征的诠释

“私小说”是一个来源于日本小说界的术语,其定义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是：凡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述故事的,均称为私小说。但人们多数倾向于狭义的解释：凡是作者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而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称为私小说。从其定义来说“,私小说”特征不仅是日本小说专有的写作特点,其实世界各国众小说都带有“私小说”特征。根据私小说定义,中西方诸多小说都属于心境小说,即“私小说”范畴。文章从《鲁滨逊漂流记》的写作背景及作者生平进行分析,解析小说中“私小说”特征。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商人地位的提高及其影响

封建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种等级制度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更加牢固,士农工商,各守本位,世代相传,不得更改。处于庶民之列,仅比贱民高一级的商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看作是不惜任何方法赚钱的一个非生产的狡猾阶级”(诺曼:《日本维新史》)而备受歧视。幕府不仅严格限制商人的经济活动,而且还对商人的生活和其他方面作了种种规定,处处强调商人的卑贱地位。他们的服装式样、鞋的穿着、伞具、婚丧等都由法律规定;他们不能与武士同住在一个区域内;不许用和大名相似的名字;甚至法律并不保障他们免于武士之剑的欺凌。例如,德川幕府的行政法典中明文规定武士对庶民有格杀勿论的特权。美国学者R·本尼迪克特说:“商人阶级一向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一旦商人受到尊重而且发达起来,封建制度随即衰败”。这话不无道理,正因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经济史研究新动向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史学界出现了挑战传统观点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总体战体制论”和“1 940年体制论”的基本理论 ,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大特征虽然在战前已现萌芽 ,但是其最终形成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展“总体战”时期。战时形成的“总体战体制”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战后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 ,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国主义的急先锋——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在日本统治阶级看来,从明治建军到昭和军队解体的七十五年间,在晋升为日本陆军大将的一百三十四名将领里,尚能留在“国民记忆”中的,除了西乡隆盛和大山严外,就“只有乃木希典”了。他们不仅把他作为“光辉的古代武将”誉为“军神”,而且说他的一生“象征了日本国军的命运”,是“日本旧陆军典范令纲领的具体化”,视他为效忠天皇     

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新战略

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和亚太格局的变化。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导致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涨,日本作为世界新的力量中心之一成长为世界性经济超级大国;西方世界三极体制的固定化、美欧都致力于本身经济集团化,并要求日本承担“国际义务”;社会主义各国纷纷开始经济改革、新的长期共存、和平竞争的国际政治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度作为东亚经济牵引车的日本酝酿已久的重大经济外交方针,但这一构想却因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日本亚洲认同意识的摇摆不定、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匮乏、对美优先的经济政策方针和东亚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等都成为束缚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羁绊,束缚着日本“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日本中世末期兵农分离的原因

始于日本中世末期的“兵农分离”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阶层演变。然而“兵农分离”并非是靠丰臣秀吉的一纸命令所完成的。在战国初期,“兵”与“农”就由于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开始分离。政治上,大名成长及农民斗争的加剧导致了武士与农民的分化;经济上,由于农业新技术使用、生产力提高使得庄园制解体,从而导致在地中小领主丧失独立性,成为大名家臣;军事上,枪的传入改变了日本战争模式,足轻武士被大量使用,步兵集团战、规模战为职业军人的产生提出要求,武士从而脱离生产。因此“兵”与“农”分离持续了战国时代的一个世纪左右,最终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政权分别用命令与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近世武士才得以产生。     

中国文化传统与日本的现代化——兼析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之影响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探究其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热门课题.特别是概观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与香港、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四小龙”新兴工业发展地区,认为儒家思想成为它们经济高速发展极为重要的原因.更有甚者,有人称其谓“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主要理由是日本现代化的实现,是在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了根植于日本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凝聚而成的民族素质,本文试图在概述日本现代化进程及其成功奥秘的基础上,评估儒家思想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阐明中国文化传统对日本现代化所发生的影响;最后,提出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