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宋元福建农业考古的收获

本文拟从40年来福建田野考古的发现.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谈谈先秦至宋元福建人民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成就.一1、稻作经济的起源水稻种植是农业生产中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考古发现表明,百越先民有悠久的种植水稻的历史.1949年以来.先后在长江下游及我国东南地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江西、广东、广西、台湾、福建等省区)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栽培水稻的遗址,其中尤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最为丰富,时间也最早,据碳14测定.距今约7000年.说明了居住在这一区域的百越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     

广州出土南朝龚韬买地券考

龚韬买地券为广州地区首次发现的南朝买地券材料。买地券内容包含强烈的冥府观念和道教信仰,并折射出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土地私有化的发展。为研究南朝时期道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     

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园艺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园艺业应包括果树、蔬菜、观赏植物(花卉与观赏树木)、造园四大部分。对于秦、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园艺业的生产范围与生产技术,笔者根据1949年以来岭南地区考古与文物的发展,结合史志记载进行了初步研究。可知当时岭南地区植有果树、蔬菜及观赏植物共约50余种,生产技术也有独到之处,如以蚊治果树     

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究

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数量,从后李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呈增多趋势,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岳石文化时期稻遗存数量减少。后李文化时期尚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稻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较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农业成为生业经济的主导,稻栽培成为稳定的农业发展模式;龙山时代农业进入强化生产阶段,稻作农业达到海岱地区历史上的顶峰;岳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萎缩,旱作农业进一步强化。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上)

近万年以来,长江下游一直有古人类栖居,见证了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先民在具有本地特色的多元化生业实践中,最终奠定了以水稻栽培和家猪饲养为主、多种经济类动植物管理为辅的生业经济格局。本文对该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代57处遗址所开展的动、植物考古和骨骼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数据进行梳理,初步评估各遗址中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在动植物组合中的比例,进而分析生业活动的类型和特点、生业经济的宏观历时变迁,以及与物种驯化起源、强化农业的确立和衰落相关的问题。长江下游在距今10000年左右已有以水稻栽培为代表的农业因素。距今8200年~5300年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期,动物资源以狩猎采集为主、家养为辅,植物资源从水生植物果实逐步过渡到以水稻为主,水田耕作技术得到发展。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达到全盛,以水稻强化生产和家猪饲养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确立。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农耕和家畜饲养都有所萎缩。商周时期,北方旱地耕作传入。我们提出,未来的研究应重视该地区生业的多元性特点,把对水稻的特别关注转向对更多其它物种的考察,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全面地解读长时段人地关系的变迁。     

略论甘肃天水地区齐家文化的经济形态

本文以天水地区正式考古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存资料为基础,结合周边地区同期考古成果,揭示天水地区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陶器制作、建筑技术、玉器加工、纺织技术、养殖、狩猎等生产状况,从而探讨其经济形态。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是一篇浮选报告。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通过在瓦店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属于龙山时代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了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在出土的农作物品种中,粟和水稻的出土概率几乎相当,这说明,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粟和南方稻作农业的代表作物～水稻,在瓦店遗址的龙山时代的农业生产中是同等重要的。文章从文化因素和环境背景两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文化因素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瓦店浮选结果中发现了原产于西亚的小麦,说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后小麦已经传入中原的腹心地区。     

岭南书院:广雅书院、东坡书院、陈氏书院

正岭南在古代包括广东、广西,现在又包括海南地区。岭南书院的发展与海外商路的开拓关系甚大。唐宋元时期,相对于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区来说,这里属于不发达地区,书院发展较缓慢。然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岭南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增加,许多知名一时的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岭南地区作为其传播思想、广收门徒、开枝散叶的地区。在陈献章、湛若水等理学名儒的推动下,岭南书院出现了     

浅谈潮州地区古代农业的两个问题

潮州地区是广东东部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但自上古至宋元以前这一地区的农业情况,无论考古发现或是文献记载都很少。以下仅就笔者所见资料对此作简要叙述,请方家指正。     

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体现在时问、农作物、农业技术以及特定地域范围等众多方面。汉代岭南地区按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可依次分为东部、中部和西南部三大地域。东部地域主要指南海郡,这是汉代岭南地区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其中尤以番禺一带更为突出;中部地域主要包括苍梧郡、郁林郡和合浦郡等,这是汉代岭南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域;西南部地域主要包括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和今海南岛等,这是汉代岭南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域。     

古代岭南少数民族的牛文化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农立国,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古代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牛耕虽然存在,但其农业生产作用似乎较为淡薄。牛在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意义,则较多表现在民俗文化方面,或可称之为牛文化,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体现了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风彩与特色,在古代岭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

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古墓,被称之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尤以列瓣纹银盒倍受世人瞩目(封面),被认为是岭南发现的最早的“舶来品”。南越王墓的银盒造型及纹饰都与中     

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人么？

有幸拜读了麦英豪先生写的《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随笔录》。文中,麦先生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促进了岭南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因兹事体大,它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岭南发展史,如何正确认识赵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要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点研究历史,不能不思辨清楚,以求得一个正确的认识。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

秦统一后,岭南地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考古学文化看,秦汉时期较之先秦时期有相当大的进步,尤其是秦汉时期建筑遗址的发现,其崭新的面貌,是先秦遗址中不曾有的。本文将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址作一概述和初步探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 本世纪60年代初,先是在始兴白石坪发现了绳纹瓦遗存,当时划属战国时期。接着在英德连江口发现了以绳纹瓦为特征     

岭南地区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中的人物纹饰探略

正岭南地区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建筑类明器,有屋、灶、仓、水井、猪羊圈等,多为陶制,少数为铜、青铜所制,反映了该地区汉代人民的生活情况。这类建筑明器接近当时的实际建筑,结合考古出土的铺地砖、瓦等建筑构件看,其多样的纹饰与当时岭南地区本土的气候和建筑技术,以及岭南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莫大关系。前人的研究已对陶屋形制特点、陶屋与岭南建筑发展关系等方面作了一些讨论,如《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把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分为栅居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     

看展

北京万年上山,世界稻源——2000年11月,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村等地,发现了一片距今约11000-8500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命名为上山文化。经过20年不断考古工作,在遗址中陆续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备受世界瞩目。2021年10月18日,上山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关于中国稻作起源证据的讨论与商榷

本文是对傅稻镰等人最近的文章批评中国栽培水稻起源研究缺乏证据、提出长江下游水稻栽培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观点一文的回应。我们首先考察中国从野生稻采集到水稻栽培过程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而从水稻形态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对早期水稻遗存加以研究。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长江流域最早水稻栽培的时间：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初期栽培水稻的遗存;考古遗存所见水稻粒形态大小变化的意义。我们也考察了傅文用来区分野生水稻和栽培水稻的几个标准：考古纪录中所见的未成熟稻遗存、水稻粒的增大和水稻粒的形态。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和我们对水稻的研究,我们认为到全新世早期（距今9000年前后）,南北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就可能已经收获野生稻并开始水稻栽培了。     

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

通过题目读者不难发现,前两篇植物考古的文章都涉及到在四川地区开展的浮选工作,其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对浮选结果的分析,探讨四川地区的早期农业生产特点。金牛区5号C地点是成都金沙遗址的一个发掘点,年代在商周时期。通过对该地点浮选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和其他植物遗存的分析发现,金沙遗址古代先民的农业生产显示出了一种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并存的特点,但是稻作农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营盘山遗址和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地点所表现出的在农业生产特点上的差异值得学术界的关注,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例如,两处遗址所处地区的不同生态环境、遗址年代的早晚差异、遗址内涵表现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等因素。这两篇文章对今后深入探讨四川地区的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变化,乃至当地古代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阮元《广东通志》中的说粤文献

历史上南来的进步人物不仅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推动了岭南政治、经济、科技、学术的发展,而且对岭南地区文献的繁荣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阮元《广东通志》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说粤文献,同时其《艺文略》一门又详细记载了历代入粤人士有关岭南的著述,数量可观,内容丰富。     

从出土文物看广东地区的移民文化变迁——以广东秦汉至元代出土陶瓷器为例

我国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大迁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随着北方移民不断迁入广东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对广东地区出土的秦汉至元代时期陶瓷器与北方各地同时期器物进行的比对研究,揭示了各时期移民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地区陶瓷器的生产和进步,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