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正误一则

据《宋史·李怀忠传》载: 太祖掌禁兵时,隶帐下为散都头,累迁殿前都指挥使、都虞候、领开州刺史。乾德中,授东西班都指挥使,改领富州。开宝中,从太祖征晋阳,……还授散指挥使,迁富州团练使,改日骑左右厢都指挥使。太宗即位,改领本州防御使,稍迁侍卫步军都虞候、领大同军节度。三年,改步军都指挥使,五月,卒,赠侍中,(标点本9021——9022页)     

河北康保县发现宋代铜印

<正> 1986年,河北康保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在土城子镇小庄子村调查文物时,从当地村民手中征集到一方铜印。 铜印近方形,长5.6、宽5.3、厚1.4厘米。印钮为长方形竖钮。钮长向两侧抹削成“(?)”形,长2.8、宽1.1、高2.4厘米。印正文为汉篆字“剩员指挥第六都朱记”。印背面钮顶刻楷字“上”,钮右侧竖刻楷字“太平兴国五”,左侧续刻楷字“年七月铸”。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为宋太宗赵光义之年号。宋代军制以“指挥”为军队的编制单位,其上为厢、军,其下为都。一都五百人,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五都为一指挥,统兵官为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剩员”当为禁兵、厢兵、士兵因年老或疾病,不能任征戎的,保留其军籍,削减军俸,     

北宋的厢兵制度

北宋王朝的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其中,禁兵和厢兵是北宋的常备军队,时人谓之“正军”,构成了北宋军队的主要部分。本文试图对北宋厢兵及其制度的形成、发展及作用等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厢兵之名,始于五代。王应麟《玉海》卷139云: 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兵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而军旅渐有厢军之名。……(宋兴),而天下镇兵通谓之厢军。北宋立国之后,为了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故态复萌,对藩镇之兵进行了拣选。精兵悍卒,选送京师,组建成禁兵。地方州军所剩,大都是老弱病残者,如何处置这些人,关系到新兴政权的稳定与否。南宋人吕中曾针对宋初拣择士兵一事评论说:“夫兵之冗不难于汰而难于处,籍其力于强     

校点本《旧五代史》献疑(九则)

一卷36《唐明宗纪二》:天成元年七月辛巳,以捧圣严卫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从璋领饶州刺史,充大内皇城使。按,捧圣乃后唐侍卫马军之号,严卫乃后唐侍卫步军之号,各分左右厢;初时,常     

定州开元寺塔石刻题名中的北宋厢军和乡兵——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军人题名研究之二

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中的军人题名是目前所知记录北宋军队番号最多、反映北宋军队部署信息最为丰富的石刻文献,题名中共出现10支厢军番号,计16指挥,其中分驻定州厢军6指挥,非驻定州厢军8指挥,驻地不明确的2指挥;题名中共出现3支乡兵,均分布在靠近宋辽边境的河北路保州和定州。     

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

三衙,全名为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是北宋禁、厢诸军常设之统帅机构。其帅,宋人称作“三帅”、“管军臣僚”,或简称“管军”。三衙制度,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相适应,肇始于唐末五代,至北宋方渐趋于定型。它的确立,首先解决了中唐以降的藩镇割据问题。兵权由地方集中到中央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之上,从宋太祖开始的北宋统治,本着“兵权宜分不宜专”的原则,又从合理调整三衙与枢密院、皇城司以及帅臣之间的关系人手,构建了三衙、枢密使、皇城司主管宦官、帅臣之间彼此相互制衡的严密体系,并加强了台谏对三衙的监察,和皇帝对军政的亲自干预,从而进一步实现了兵权向皇帝手中的集中。     

论宋代的壮城兵

宋代厢军中的壮城兵设立于宋初,其设置范围呈现出从北方沿边地区逐渐向南方发展的趋势;壮城兵是专事修筑城垣的专业兵种,不仅要承担城垣建设和修缮的任务,而且还常常被用于治河、运粮等杂役;北宋中期以后,沿边的壮城兵经过教阅,可以代替禁军守城,并被作为国防力量的组成部分列入了宋王朝的军事防御计划,发挥了正规军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厢军的复杂性质和厢军制度的特色。     

“左厢”、“右厢”与经略司——再探西夏“边中”的高级政区

左右厢与经略司先后为西夏"边中"地区的高级政区。左右厢系继承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而创,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除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右厢"统西部。其中,左厢约统军队十五万,为对宋、辽作战的主力部队。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两厢所奠定的居中控制、两翼拱卫的政治地理格局被经略司继承而沿用至西夏灭亡。从左右厢到经略司,是西夏上层接受并极力推行的专制主义制度与西夏旧有的部落体制相冲突并融合的结果。经略司最终设立,不仅从制度上根绝了大族"酋豪"掌控军队的可能性,还较为彻底的将诸多的部落纳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之内,为随后仁宗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迁西县出土宋代军印

<正> 1984年,迁西县瓦房庄乡金龙口村刘长兴在挖地时,出土铜印一方,现简介如下: 此铜印高3.81厘米,略呈正方形,钮上面刻一“上”字。钮高2.5厘米,钮宽0.9厘米;印面长5.4厘米,宽5.3厘米。钮两边阴刻楷书“太平兴国五年七月铸”九字。(图1)印正面篆书“雄勇第十二副指挥使记”共十字。(图2)。 据《宋史兵一禁军上》记载:“雄勇旧号     

辽宁近年出土、征集的宋辽金官印选辑

一"神射第十二指挥第四都记"(图一)此印1972年在辽宁省凌源县北炉公社出土。青铜铸造。方形,长5.5、宽5.3、高1.5厘米。板状纽,纽高2.5、长3、宽1.1厘米。纽顶部有一"上"字。印面篆刻"神射第十二指挥第四都记"。印背有刻款:"端拱元年五月铸"。     

北宋亡国时,八十万禁军去哪儿了

正《北宋亡国时,它的八十万禁军去哪儿了?》北宋一朝一直有"冗兵"的说法,到了宋哲宗朝,历经王安石改革裁军,宋军总兵力仍有80万人,其中有禁军60万,厢军(地方军)20万。那么在金军纵横黄河两岸的时候,这80万军人去哪儿了?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枢密院报告,禁军缺额24万,新招兵10万,仍     

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评介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兵考六》有云：“祖宗以来,内外诸军,惟厢、禁二色而已。”厢军作为有宋主要军事力量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在宋朝军事体制中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然而,一直以来对厢军的专门研究却较为薄弱。2007年9月出版淮建利著《宋朝厢军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书,     

元代“右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入藏

吉林市博物馆,于十年动乱前收购一方"右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见图)。此印为八思巴文(篆体字母),印背右侧刻有与印文相应的汉字,左侧刻有造印机关及年月:"中书礼部造至正六年三月日"。印为黄铜质地,长宽各6.5、厚1.5、纽高5.7、纽根宽3.8、纽顶宽3、纽厚1厘米。纽顶有铸造时的砂眼疤痕。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右阿速卫亲     

明代管理努儿干的历史新证

近年来,辽宁省先后发现了几批与明代奴儿干地区历史有关的文物。其中主要有:1972年辽阳市鹅房屯出土的明"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1975年鞍山市千山倪家台发掘的明"辽东都指挥愈事"、"昭勇将军"崔源,其子"辽东都指挥使"、"龙虎将军"崔胜及其以下数代人和妻属的墓志铭。这些发现,为我们研究明代中国东北边疆特别是奴儿干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明代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在历代的基础     

广东肇庆发现南明官印

1981年3月,广东省肇庆市郊黄茅岗村村民在村中公地的积土中发现一方南明铜官印,当即送交肇庆市博物馆。此印印面方形,边长6.5、印体厚1厘米,圆柱形柄长7厘米。印面有边框,印文为阳文篆书"肇庆卫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12字。印背柄两侧有阴文楷书款:左款为"永历贰年月日",右款为"肇庆卫经     

人间正道是沧桑“松江风云”世事寻——初考《松江风云》山水画长卷

画面上峰回路转、舟行溪流、水廓山村、云烟迷茫、一派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风光。作者逶迤蜿蜒的溪流山势布局,点、染、皴、擦的笔法功力,甚得元代黄公望等四大家的心法笔意。笔者手头一幅书画长卷,纵约23厘米,宽约495厘米。该书画长卷卷首有名为"铁保"之人所题行书"松江风云"4字,笔力雄浑沉毅、飘逸绮丽,幅宽达65厘米。在铁保落款处旁上下分别押有篆体刻的"铁保之印"及"指挥如意"两枚方章。紧邻铁保所题"松江风云"4字之后,是一宽约260厘米的山水画长卷。画面上峰迴路转、舟行溪流、水廓山村、云烟迷茫、一派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风光。     

天津市明长城防御体系研究

通过明长城资源调查,天津市明长城本体的分布、构成、体量均有了翔实、科学的记载,天津市明长城虽然很短,其防御体系却很完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明长城防御体系一个具体而微的代表。本文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剖析,以物见人,以物证事,结合文献,以长城墙体、敌台、烽火台及关城、寨堡等设施为载体,将天津市明长城防御体系划分为侦查预警、前线防卫、信号传递、增援策应、前线指挥、后勤保障六大部分,并揭示了有明一代"边有墙、墙有关、关内有堡、堡内有兵"的防御思想.形成了从侦查预警到前线防卫、从信号传递到增援策应、从前线指挥到后勤保障的一整套以防为主、防守兼备、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完整防御体系。     

明初广西置废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朝设置在西部边疆地区兼管军民的特殊军卫。洪武末年广西一度设置军民指挥使司,庆远、南丹、奉议三处军民指挥使司仅历数载便尽数废止而降为普通军卫,龙州军民指挥使司胎死腹中,"浔州军民指挥使司"更是子虚乌有。广西土官制度旺盛的生命力、明廷政策推行上定力不强、广西战略格局的变化、烟瘴肆虐等,是促使军民指挥使司在广西昙花一现的主要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作为明朝早期改变桂西地区土官专治局面的尝试,对拓宽"改土归流"的研究视野、思考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的明代特色均有启发意义。     

兵器殳的历史演变

<正>殳是先秦时期常用的兵器。先秦有"五兵"之说,殳即五兵之一。《周礼·夏官·司右》:"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国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属焉。"东汉郑玄注引战国兵书《司马法》云:"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这里所说的五兵指弓矢、殳、矛、戈、戟,这是步兵使用的五兵。《周礼·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这是车兵使用的五兵。两类五兵中都有殳,殳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陝西藍田发現李自成永昌元年“三水县信”

陝西博物館保存了一方1957年蓝田县城北出土的銅印,印正方形,长寬各6.9厘米,厚1.4厘米,椭圆柱柄,长7.1厘米。正面刻"三水县信"四个方体篆文,边緣寬0.7厘米。背面柄右阴刻"三水县信"四楷字,柄左阴剔"礼政府造"及"永昌元年拾貮月日"两行楷書。左侧阴刻楷書"安字壹百号"五字。印的形制与明清两代的县印都相似,仅差一"信’字。李自成的官制初定于襄阳,吏、戶、礼、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