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邾国媵器随葬于本国贵族墓地原因探析

小邾国与胙国是姻亲国,邾友父鬲是小邾君为其嫁为胙国夫人的女儿制的媵器,本应随其女儿陪嫁到胙国,而却随葬在小邾国贵族基地.邾友父鬲和1号墓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胙国被灭也在春秋早期.二者年代相同,绝非偶然巧合.其原因应与胙国灭亡的重大变故有关.当时邾友父的女儿很可能未及出嫁胙国就灭亡了,也可能已经出嫁到胙国,在南燕兼并胙国时为避难而逃回到母国,同时也把媵器带到了娘家,或仅仅是把媵器转移到了小邾国,后因胙国灭亡,媵器便留在了母国,为其兄弟亦即第二代小邾君所得,到第二代小邾君或其夫人去世时,便把这些媵器随葬在墓中.如果此说不妄,则又可反证胙国灭亡的更为具体的年代.     

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历史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其中在上层贵族墓中随葬仿铜的陶瓷礼乐器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越国贵族墓不像中原和其他诸侯国贵族墓那样随葬铜礼乐器,而是随葬仿铜的原始瓷或硬陶的礼乐器。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葬俗既非越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不是矿源缺乏和战争的原因,而是对本民族传统葬俗的继承与发展。     

试谈明墓中随葬钱币的使用制度

随葬的钱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断定墓葬的年代,其本身所蕴含的工艺价值和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等也值得进行探究。本文就明代随葬钱币的使用制度进行一初步研究,以就教于方家。明代的丧葬制度和习俗基本上沿袭唐宋,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与前代差别最大的是明代礼制具有更为强烈的等级差异。《明史.礼制.丧葬之礼》曰“丧葬之制洪武五年定,凡袭衣,三品以上三,四品五品二,六品以下一;饭含,五品以上饭稷含珠,九品以上饭梁含小珠……”“……明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明代丧葬礼俗严格规定了…     

从编钟铭文看西周时期随葬乐器的功用

<正>西周时期,在礼乐制度的规范下,大量金石乐器被作为主要的随葬品人葬于诸侯、世卿等高等级贵族墓中。《周礼·春官·笙师》载:"大丧,廞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1])可见,金石乐器的人葬,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礼制下的规约行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本文拟选取西周贵族墓中随葬的虢仲编钟、晋侯苏编钟、楚公逆编钟、虢季编钟和井叔采编钟等几种典型的有铭编钟,通过分析其铭文内容来探讨西周时期随葬乐器的功用。     

周代青铜乐钟制度与族属身份判定——以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例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青铜乐钟包括9件钮钟和8件镈钟,乐钟的陈设整体上采用了90度的折曲摆放形式,镈钟则采用了“6+2”的分置模式。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乐钟在音乐性能上同于淅川下寺十号墓等楚墓。这种特殊的乐钟组合、陈设形式及音列结构皆表明侯古堆一号墓采用的是典型的楚国乐钟制度,墓主深谙并恪守楚国礼制,所以该墓应为楚墓而非吴墓。同时结合对乐钟铭文的考察,推测其墓主或为楚国番县贵族。     

从官员考课看清初满洲贵族制度建设的原则

考课制度是国家定期考察官员的制度,是清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考课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不断选择、取舍的过程,到雍正初年,最终确立了以京察、大计、军政考察为主体的考课制度。本文探讨了清初考课制度的确立过程,揭示了满洲贵族在制度建设方面所遵循的诸多原则。     

从安达里殉葬墓的发掘谈清初的人殉制度

本文记述了安达里生前因战功屡受晋升,太宗皇太极驾崩后,安达里为报太宗“知遇”之恩,主动要求殉葬太宗一事,介绍了安达里墓地的概况,安达里殉葬墓的发掘情况、墓室结构,对现藏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七件出土文物及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安达里墓碑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中国从远古到清初的丧葬礼俗——人殉制度进行了探讨和揭露。     

从上博简《诗论》评析《木瓜》看周代贵族社交礼俗寅变

由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载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我们发现周代贵族交往时互赠礼品的礼俗在春秋时期更加注重厚报、厚贿.孔子指出在贵族社交中币帛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古时已有的礼俗,并告知正确使用币帛礼物的方法,如果违背这种交往的方法,就会造成贪利争夺的恶果.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及借评<木瓜>所阐发的道理,使我们看到西周至春秋社会贵族社交礼俗的演变情况.     

从墓上建筑和墓地祭祀谈陵寝制度的渊源

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商代高等级墓葬的墓上建筑遗存,文章认为这些墓上建筑就是陵寝制度中"寝"的起源,同时也可能兼备"堂"的功能,从而确认陵寝制度的渊源可上溯至商文化时期。另外,文章认为,殷墟西北岗发现的大批祭祀坑,虽然是商王室的公共祭祀场所,但也应该是针对墓主的,因此可以确认商代时期应该已经存在墓祭。     

从乐悬制度的演变看春秋晚期新的礼制规范的形成——以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为切入点

孔子曾评说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后世学者将其理解为春秋社会的全然失序,我们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偏颇。春秋时期的各级贵族在“礼制”上只是顺次对其上一级贵族实行了反动,僭越了上一级贵族的礼制,并将之习惯化,最终将其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新的社会规范。本文依据典籍文献,结合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考古资料,以春秋晚期乐悬制度的变化为切入点,论证了这一观点。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分析研究

为了对羊甫头出土青铜器的保存状况、锈蚀结构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对出土青铜器的原料配比、冶金技术、制作工艺进行研究。从不同的器物及残片上采集了32个青铜样品,应用扫描电镜、面探测器X射线衍射仪等方法对样品进行了合金成分分析及锈蚀产物检测。分析结果表明,羊甫头墓地青铜器物是用多种金属制作而成,器物主要是Cu-Sn合金,其次是红铜、Cu-Sn-Pb、Cu-Pb-Sb等合金;锈蚀产物主要以孔雀石、锡石、石英、赤铜矿等为主。     

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针对江淮之地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已有80余年的历史,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可以将学术史分为三段,即萌芽期、发展期和初步繁荣期。受材料所限,前期研究的时空范围十分有限,参与学者少,研究方法单一。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处于逐步发展阶段,但研究方法和对象上仍受到很大限制。最近30年,大量新材料得以公布,期间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角度多样,研究热点不断涌现,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呈现出一片初步繁荣的局面。     

望京楼遗址出土青铜器研究

望京楼遗址是夏商时期重要邑聚,为了解该遗址铜器制作工艺水平,通过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2010~2012年新郑望京楼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样品进行组织与成分分析和探讨。该批铜器未见青铜容器,仅有小件工具和兵器。但仍可初步反映出望京楼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材质多样化和加工方式非单一性;对望京楼铜器分析反映出该区域使用锻打应该有了一定积累并在此基础上能依据材质和器物薄厚、尺寸选择工艺,对锻打技术认知度较高。望京楼铜器具有的原始性,应属于铜合金使用的早期阶段。研究表明,商代对于器物成分与性能关系的认识程度比之前得到提高。器物是本地制作还是外来还需要更多材料证明。     

云南昆明石寨山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分析

云南昆明的石寨山墓葬是汉代滇池区域的土著文化,为了了解该地汉代铜器的制作工艺水平,本研究通过金相显微镜观察、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的现代分析手段来对M3、M5、M6、M7、M10、M12这6个墓葬群的31件青铜器展开探讨。结果显示在31件铜器样品中,有30件为铜锡合金,1件为红铜,所有器物均为铸造,其中有1件铜戈的刃部经历过热锻加工。这一分析结果丰富了石寨山文化的铜器研究,为器物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云南汉代时期的铜器考古学以及金属技术史补充部分资料。     

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墓葬出土青铜剑上胶粘剂的初步分析

在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时期的一墓葬中,出土了一把具有吴国兵器特征的青铜剑,在该剑的剑格内,发现了一薄层用于镶嵌固定各种形状绿松石的白色物质。为分析此物质,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分析表明,该白色物是一种具有饱和脂肪酸酯类结构和羧酸结构的混合物,与多种天然胶粘剂的标准红外光谱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样品的红外谱图与虫胶(漆片)的匹配度最高。同时用附带有能谱仪的扫描电镜(SEM-EDS)分析了该样品,结果表明样品不含元素氮,因而可排除蛋白质胶和生漆类等含氮的天然胶粘剂。     

饱水平整漆膜保护方法在风篷岭汉墓出土漆器中的应用

漆器是研究古文化的实物资料,多有精美纹饰和铭文,但考古发掘出土的漆器多有饱水、糟朽和变形等病害,甚至胎体完全腐蚀,仅剩漆膜,且无法复原。在研究前人对漆膜保护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平整漆膜的保护方法,整形脱水后以棉纸为背衬、虫胶漆为粘接剂粘接漆膜,再用镶嵌磁铁的有机玻璃板夹住固定。成功保护了长沙风篷岭汉墓出土的60余件漆膜,为今后研究漆膜的保护修复方法提供参考作用。     

试论汉墓壁画中的猪首怪人

汉墓壁画中的猪首怪人形象,集中发现于洛阳地区西汉中晚期和新莽时期墓葬中,学术界多认为是驱邪打鬼仪式中的方相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猪首怪人与方相氏形象并不相符,而与我国神话传说中的太一天神帝俊形象颇为相合。这一形象肇始于良渚文化玉礼器上的太一神徽图,商周时期较多地出现在青铜与陶礼器上,神秘饕餮纹可能是这一形象的变式,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仍有这一形象的孑遗,它是我国远古先民崇拜的至上天神,汉人把它置于墓中,主要起镇墓驱邪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天文学意义.     

武威磨嘴子汉墓新近出土木质文物的抢救保护与修复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新近出土木质文物,由于墓葬环境及出土后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造成木质文物糟朽、霉变、彩绘脱落,甚至崩裂,因而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与修复。为此对表面进行了清理,采用2%PB-72乙酸丁酯溶液滴管渗透的方法进行填充加固,对彩绘层用同样方法加固,对散件器物用汉代木材削制木销钉进行组装,对残损、断裂器物进行修复复原。保护修复后的木质文物适于展陈。本工作所用的保护方法对同类木质文物的保护有借鉴作用。     

北京延庆西屯墓地出土汉代铜器的科学分析

延庆西屯墓地出土的汉代铜器对于了解北京地区汉代铜器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息,本文对其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西屯墓地出土铜器的材质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仅两件铜盆检测为铜铅二元合金、一件铜带钩为铜锡铅砷四元合金,且三类材质的合金化程度较低。除铜镜外,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器物类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可见其青铜技术逐步衰退。多数铜器为铸造而成,根据器物的需要,还在局部采用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加工方式,说明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根据需要应用相关技术。     

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

1993年,作者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说”的论点。1989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出土一件应侯鼎,鼎铭显示周武王的庙号为“日丁”,似与“周人不用日名说”相抵牾。本文则认为：十多年来,能证明“周人不用日名说”的青铜器很多,达159件,而“周人用日名”的铜器只有应侯鼎一件,是为特例。况且偶尔使用日名的周人仅限于极少数姬周上层贵族,主要在成康时期,是西周初期殷周文化交流的反映,因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不足以动摇“周人不用日名说”这一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