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求仙动机与张骞通西域

张骞通西域除了地缘政治、军事的目的以外,也有汉武帝求仙的考虑。汉武帝的欲望强烈,一直对生命没有达观的看法;西方昆仑山神仙信仰也一直吸引着他,使他对西域昆仑山、天马等充满幻想,乃至不惜发动战争。     

浅论汉武帝“富国强兵”战略与抗击匈奴的胜利

汉武帝在前代皇帝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富国强兵"的战略,解决前代留下的遗患问题。最终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     

浅论汉武帝“富国强兵”战略与抗击匈奴的胜利

汉武帝在前代皇帝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富国强兵”的战略，解决前代留下的遗患问题。最终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     

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新论

本文试图在分阶段叙述汉武帝武力征伐匈奴的基础上 ,着重探讨汉武帝利用属国“与单于争其民”的方式去笼络、分化、瓦解匈奴 ,以及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等 ,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汉武帝的匈奴政策。     

西汉与匈奴、乌孙和亲比较研究

和亲一般是指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政治联姻,双方通过嫁娶公主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西汉时期的和亲有两个方向,一是匈奴,另一个是乌孙。西汉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和亲,是早期和亲史上处理敌对和友好民族之间关系的典范。     

汉武帝对归汉匈奴的安置及作用

汉武帝时期,汉和匈奴之间发生了大量的战争,期间出现了许多匈奴俘虏。如何安置这些匈奴俘虏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本文通过论述汉武帝对归汉匈奴的态度和安置方法,试图对正确评价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地位和作用做一点探讨。     

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略论班勇与西域的关系

班勇,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宜僚．班超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秉承其父之志,代表东汉政府,经营西域,在开发西域、团结西域各族人反抗北匈奴的侵扰等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少有父风”的班勇在东汉一朝对西域的“三通三绝”历史过程中第三次通西域,     

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

西汉建立后,匈奴袭扰不断,成为困扰西汉政权的一大问题。武帝时,凭借强盛起来的国力,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基本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又通使西域,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间的联系。同时,兴兵南越,击西南夷,稳固了南部边疆。自此,边疆地区置于西汉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促进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天之骄予”是匈奴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公元前90年,匈奴入侵,汉武帝一声令下,贰师将军李广利,御史大夫商丘成,重合侯莽通分带三路大军踏上征程。“车辚辚,马萧萧”,十三万大军旌旗蔽日。     

西汉武帝复增属国地理位置考辨

后人多据《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五处"属国都尉治"判断元狩年间汉武帝复增属国的地理位置。文章列举出七处《汉书.地理志》中没有"属国都尉治"记载的西汉属国,进而认为《汉书.地理志》关于"属国都尉治"的记载并不全面,不能仅以此判断当年汉武帝复增属国的地理位置。     

河西通西域

一 也许,对长长的河西走廊来说,最重要的地理事件是约在3亿年前,青藏高原的隆起,形成了这条夹在与蒙古高原之间长达1200余公里的世界上罕见的地理走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则为公元前121年,西汉青年将领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击败匈奴,不仅使河西走廊首次归于中原王朝版图,     

匈奴两次大内乱对匈奴史与汉匈关系史的影响

因为附汉后的匈奴南北部地理位置离汉王朝的距离不同而产生了经济文化严重失衡,南北部匈奴人的生活及各方面习惯差距拉大,蕴蓄矛盾,最终导致南北部亲汉与反汉两派斗争而引发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由此可知,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是第一次大内乱与分裂的必然结果。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发生在公元46年至公元91年之间。45年间大体经历了呼韩邪孙日逐王比依附东汉自立、南匈奴归汉、北匈奴覆亡等相互紧密联系的三个阶段。本文就匈奴两次大内乱对匈奴史与汉匈关系史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两汉“西域副校尉”略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在这条史料中,不仅提到西域都护置于汉宣帝时(拙文《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见《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而且还提到西     

从洛阳石刻看匈奴与中原各民族的融合

匈奴是自先秦时代就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秦汉以来,一直与中原处于相互攻伐的状态,直到东汉后才逐渐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洛阳发现了不少北魏、隋、唐时代的匈奴族石刻,主要包括匈奴呼延氏、赫连氏、斛斯氏和宇文氏等姓氏。石刻资料表明,匈奴族自汉代以后已逐渐融合于华夏大家庭之中,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考

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通过考古发掘和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就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且绵延不绝。西域与中原长期的双向文化馈赠为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西域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从两汉匈奴的内迁看传统华夷观

匈奴作为北方第一个游牧民族统一政权,成为了两汉时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对象,匈奴的内迁在两汉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西汉主要是战争降俘的内迁,东汉则主要是把匈奴作为臣属的安置性内迁。在内迁过程中,两汉王朝推行了因俗而治,加强监管,逐步同化等一系列政策,体现了传统华夷观的主要内容——华夷之辩,华夷一体,以夏变夷。     

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及相关史事再考

敦煌文书对唐代河西通西域诸道多有详细记载,对史书记载多有补正。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正史记载,对见于敦煌文书的这些道路及其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考察,探究这些道路在隋唐时期的利用、维护和通行情况,以及解释由这些道路在该时期的兴衰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和与这些道路相关联的民族、政权之间斗争、交往的相关史事,应该是研究出土文书的另一重要内容。     

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

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在血缘上有共通、共生关系,但在双方长达近一百五十余年的交往中,战争发生频繁,始终占据两族外交的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地域文化、经济模式趋同,他们共享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有限环境资源,其发展历史亦多赖于此,因此争夺生存资源是他们首要的战争任务。通过战争的交往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