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原貌 适当加工——简谈民族民间故事的整理

民族民间故事的整理,我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这里,谈谈自己整理和编辑民族民间故事的一些肤浅的感觉、认识和做法。去伪存真珍珠与鱼目混杂,精华与糟粕杂柔,这在口头文学中是常见的。作为口头文学之一的民族民间故事也不例外。由于它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因而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加进一些宿命论、封建迷信、庸俗低级、不够健康的东西。如果“一字不动”地把它作为文学读物发表、出版,就可能产生某些消极影响。因此,各民族的民间故事,要作为文学读物发表、出版(如果作为研究资     

论民间文学的口头语言范式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的存在形式。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并不以为口头文学为“文学”,致力于将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书写为书面文学。至今,仍有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转化的工作。在过去,广大民众不识字,不能运用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感情,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只能停留在口头语言的层面,民间文学只能在口     

钟敬文与“人民口头创作”:因缘、调适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学苏联”的社会主潮,钟敬文积极将“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左翼革命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自身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国本土的文明传统的事实深刻影响了他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出于新文艺建设的需要,他注重“人民口头创作”的应用价值。在实际的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中,他又充分顾及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和独立学科构建的需要,对“人民口头创作”做了调适,力图构建更具本土化、实证色彩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显示出钟敬文在政治与学术间保持平衡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体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在“为学术”与“为文艺”两种学科目的之间的张力。     

口头诗歌诗行的演述与誊录论析

口头诗歌诗行的生命在于演述,它的生成在演述中受到步格、音乐、声音范型、呼吸间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将口头诗歌演述中的诗行精确地誊录下来,是对口头诗歌分析与研究的基础。誊录在书面文本上的口头诗歌诗行属于口头传统的诗学体系,不像书面文学中诗行的匀称规整,而是显得参差不齐,对其认识应该突破传统学术中根深蒂固的书面文学传统的诗行观念,关注其所具有的声音和结构,将其放在具体的演述中进行界定和阐述,对其誊录的工作模型进行学术反思并检讨其间之得失。     

叙事型构·文本界限·叙事界域:传统指涉性的发现

在诺苏彝族的本土口头传统中,史诗“勒俄”的源文本是极其丰富和多元的,同时也有着极其强固的文本性属观念与口头叙事法则。在田野研究的逐步推进中,我们意识到必须认真检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其内部的叙事机制是什么?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是:1)史诗“勒俄”的源文本形态及其叙事结构的民间记忆方式是什么?2)在有关“勒俄”的民间话语中为什么会出现“公勒俄”/“母勒俄”和“黑勒俄”/“白勒俄”两套语汇,其间的传统涵义是什么?3)书面化的史诗本事与口头演述的史诗叙事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与区别,民间叙事的传统规定性是什么?一…     

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钟敬文在20世纪最后20年提出的“民俗文化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理论,都体现出他所拥有的文明视野,即涵括多主体文明关系和中华文明主体的视野。传统文化整体论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述,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和民俗学研究均具有批判性和方法论建构的意义。他提出“民俗文化学”,源自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歌谣学运动、通俗文艺研究、风俗调查等面向民间大众的文化再造潮流予以统一概括的设想,但是也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激活。钟敬文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包含着对于“文明体”与“学派”关系的深刻认识。他的一系列学理思考,环环相扣且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情感脉动息息相通,因而具有可以被后辈学人不断发挥的巨大理论潜能。     

京旗的满族(续)

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创作,多半都是先有口头文学,然后才有记录下来的书面文学。口头文学又必是先有本民族语言的口头文学,以后发展成为用汉语讲的口头文学。书面文学最早是口头文学的记录,就满族来说,这种记录又有满文记录和汉文记录两种。著名的《尼山萨满传》就是口头文学的满文记录。至于书面文学发展到作家文学,那是大以后的事。八旗或满洲著名作家的文学名著,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书,在京旗下层特别旗兵中没有市场,他们喜欢听的是《康熙私访》、《乾隆下江南》(当时叫做“打江南围”)、《永庆升平》和各种“侠义”、“公案”小说,但这些不一定都是八旗或满族人作的。     

北镇满族歌谣浅析

歌谣是民歌、儿歌、民谣、童谣之总称,按《辞海》解释“合乐者为歌,徒歌者为谣。”其实,做为民间歌谣,词无定格,曲无定律,也无须乐器配伴,都是信口哼唱,随意吟诵而已。诗词与歌谣历来是雅俗共赏的两种文学样式,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如果说诗词是文人雅士的文学创作刊行问世,而歌谣则是人民群众做为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口头文学,在乡土民间以口头方式广泛流传。前些年,全国文联、文化部、国家民委共同     

民间小戏中的口头诗学--山西祁太秧歌的一种研究视角

“口头程式理论”是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及其合作者艾伯特·洛德,通过对史诗的实证研究和比较方法而创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传统的以书写和文本理解传统的方式,而“激活了去重新发现那最纵深的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为其他民间口承样式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对     

口头理论视阈下的“荷马问题”

围绕著名的"荷马问题",西方学界聚讼已久。有关史诗创编、作者、年代诸问题的争论,学界多有异说。及至20世纪,由帕里初创、洛德完善的口头理论成为学者研究的理论起点之一。通过对史诗中程式、主题和故事类型的分析,口头理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别于书面文学的口头文学视角。尽管过于倚重技术性分析,亦未给校勘实践提供一个折中方案,但帕里及其后学的发见,无疑引起了荷马研究史上的一场变革。     

顾颉刚古史研究的民俗学路径

<正>198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学术讨论会,87岁高龄的钟敬文应邀与会,并为此撰写了《“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一文(收入《钟敬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3—489页)。在这篇文章中,他跳出一般意义上故事学、古史辨、现象学的研究模式,     

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宝卷来源的人类学解读——以《香山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是一种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文本,宝卷具有宗教经卷和文学故事的双重属性。不论民间宗教的刊本或民间流传的抄本宝卷,各种宝卷的作者都难以探考。因此,宝卷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香山宝卷》的作者,郑振铎和车锡伦都曾经做过研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宝卷作者问题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的神谕与劝世传统。这种传统源于代圣立言的神话仪式。神授天书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需要,充分利用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所深化了的书面典籍崇拜心理。     

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200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致函各国,正式启动了该组织发起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入选项目要求是具有突出价值的人类创作天才代表作的非物质遗产,或是从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具有突出价值并广为流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联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提名工作。2000年4月,文化部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进行了…     

赵景深论“人民口头创作概论”信札考略

1955年10月至11月,复旦大学赵景深先生围绕着他编写的“人民口头创作概论”讲义,三次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通信。在这三封未曾发表过的信札中,赵先生体现出对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精益求精的精神,并无奈地表达了对以中国文学的实际来适应苏联“人民口头创作”理论而产生的困惑,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民间文学界的学术生态和丰富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都大有裨益。     

曹植人生后期文学观的嬗变及其特征

曹植人生后期对神仙方术思想地自觉接受,使其文学观表现出不同于前期的嬗变特征。分析表明:曹植前期主要是对儒家文学观的接受,同时客观上受到神仙方术思想的潜在影响。后期因其神仙方术观的确立,他的文学观表现为:在前期儒家文学观的基础上,从重实录嬗变为对庄骚理想与浪漫风格地追求,其文学观真正走向丰富与成熟。也实现了对建安魏初文学的重大完善和突破。     

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格尔茨《作品与生活》的文本现象学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论的话语系统中，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隔，它们分别从属于科学和艺术两个学科范畴。虽然如此，但二者间其实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关系。格尔茨在《作品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一书中发展出的文本现象学就对这种渊源关系进行了极富深度的探索。这种填补空白且极具深度的研究，不但对于民族志文本研究而且对于文学文本研究，都将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以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书写中的风格问题为切入点，对格尔茨的文本现象学思想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研究。     

嗹啰曲·歌仔·潮语歌曲

潮汕民间口头传诵的歌仔民谣,是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资源。旧时潮汕民间观神唱的观神歌,落死鬼唱的落神歌,做巫术用的神咒,劳动时唱的嗹啰曲,民间传诵的歌仔,新婚闹新房做四句,老婶老姆唱歌册,这些都是最原始、最古老、最贴近民众的诗歌和音乐,其中保留了不少方言土语、古代乐谱和民间音乐。这是潮州音乐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认真收集、整理和研究,以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弘扬潮乐文化。 观神歌 旧时,潮汕民间认为,到了阴历七月初一“开孤门”后,到八月间的漫漫长夜,是各种孤鬼出来游荡的日子。     

红军长征与我国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出：“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我国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是指存在于少数民族间的农耕方式、民居形式、服饰传统等物质文化,宗族、氏族、家属、乡镇、村落及各种民间社会组织,民间宗教、伦理、礼仪和艺术等意识形态,以及口头语言,等等。     

当代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学——兼谈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土壤,是文学创作的原材料,被视为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特殊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从文学的整体性上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在文化传统中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作家文学是一种文学创作,而民间文学则表现为口头讲述,目的在于交流和沟通,不以创造作品为宗旨。当代新传媒形式的出现不仅没有威胁到民间文学的存在,反而为民间文学的讲述和民间文学资源的使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使得民间文学在当代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论《到灯塔去》中的“主观真实”简

“主观真实论”强调作家们应该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摒除传统现实主义的桎梏,向人物的内心探索,以获取生命的真相。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利用整部小说的主观叙事,去除传统的外观描写,以时间为线索,展现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微妙的人类心理变化。此理论为文学理论中世界与文本的关系的议题提供了答案,更重要的是利用诗歌一般的行文构建了一条从“文学丰碑”到“内心真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