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

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材料,其中尤以唐后期、五代、宋初的资料最为丰富,从敦煌历史的时区划分来讲,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在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敦煌佛教社会史方面,前人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寺院经济方面,如那波利贞三四十年代的系列文章、谢和耐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年)、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年)、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等,而郝春文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 4 425页,3060元)以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为主旨,…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蓄财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蓄财比较普遍,不同等级的僧尼拥有不同数量的资财.僧尼通过经商、继承、出使等手段违戒蓄财,同时违戒蓄财也得到政府认可与保护,他们有权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得到资产,享受一般百姓的各种待遇,同时也承担与百姓一样的各种色役压迫.通过双敦煌地区的地理位置、外来宗教、吐蕃统治的影响等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晚唐五代敦煌僧尼违戒蓄财是有深层社会原因的,也有其历史原因,同时还与敦煌地缘特点和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发展的趋势,及敦煌地区其他宗教对佛教的影响有关.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儒兼容的社会文化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住置造就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在这里,佛教和儒学相互并存,共同发展并走向融合。寺院内教授与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佛界高僧尚儒之风流行。而当时社会倡导的“忠孝”思想风气,则是佛儒共同宣扬的内容,虽然具有为王政服务的共同色彩,但二者在这一方面却得到了最好的协调与融合。     

再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是官社,依据现有实证材料,只能认为巷社是私社,因巷社与里社(官社)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也就不能用“里巷社”作为官社的“概称”。等级是古代社会阶级的表现形式,因而品官结社既属按等级结社,亦属按阶级结社。社司转帖中之非实用文书虽然对了解社邑的有关情况具有一定价值,但如果是对各类社司转帖进行量化分析,并据以考察当时社邑的实际活动情况,就应对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和不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做尽可能的区分。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敦煌社邑类型很多 ,最常见的有里巷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联系只是思想上 (信仰上 )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 ,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 ,而不是“社” ,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油梁与放贷活动 ,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 ,不是公共积累。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以饮酒为中心的探讨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饮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敦煌学术界十分关注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佛教戒律的五戒或者十戒规定僧尼不准饮酒。敦煌文献中榜文规定僧尼不能饮酒,特别是在寺院进行佛事活动中严禁饮酒,规定“甘汤美药,各任于时供承,非食醇醪,切断不令入寺。”其中醇醪就是指酒,凡是饮酒者都不得进入寺院之内。似乎不饮酒的规定被彻底贯彻执行了,但是根据敦煌籍帐文书的记载,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饮酒成风,五戒十戒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在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晚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主要部分是寺院僧尼诸色支出帐,特别是净土寺等寺院的酒帐,更能说明问题,酒帐中记载了净土寺一年中各种关于酒的开支情况。在一般籍帐中记载了很多晚唐五代佛教教团僧尼饮酒支出。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饮酒状况,探讨僧尼违戒饮酒形成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具有很高的价值。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税役负担

一在中古时代,就全国来说,僧尼的实际人数始终不是很多,大体上徘徊在百分之一左右。①但敦煌在归义军时期有僧尼一千一百多,达到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②这就大大超过了僧尼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武宗灭佛时僧尼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③如果僧尼靠...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

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并非官社 ,而是纯粹的私社 ,官社虽然存在 ,但由于材料太少 ,很难做明确、具体的说明。敦煌的社邑虽是以各阶级、阶层混合结社为主 ,但按阶级、阶层结社的现象也确实存在。依据具有实用性质的敦煌社邑文书进行量化研究 ,敦煌社邑的活动是丧葬互助活动最为频繁 ,也最为重要 ,春秋二社和佛事活动的频率大体持平 ,亦均属社邑的重要活动。     

试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财产管理的特征及意义

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了许多关于寺院财产管理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反映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在财产管理中的公开与透明、寺院财务管理人员任职的进步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对了解当时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状况及敦煌寺院经济大有裨益,同时还在进一步了解我国唐宋时期各地寺院经济的管理及对今日的财务活动提供借鉴作用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