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走向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经历了建国初期“团结、教育、引导”方针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则打下“阶级斗争”烙印;至新时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指导下,拨乱反正、回归理性,对知识分子实行“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随着改革深化进一步强化人才观念,重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与此相应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适应“现代性”要求,去除旧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体现新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集合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要使命。     

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作者通过对甲午战争至全面抗战爆发历史的回顾,分析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并分析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投入救亡运动,重新认识抗战期间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和历史,提出应更理性、客观的去看待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还是新儒家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追求,根本上都是“三民主义”.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应该怎样称呼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史学界普遍称他们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己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科学的,应该称他们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之我见

在极左思潮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一直不怎么高。所以“文革”期间骂知识分子为九,绝非偶然。在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知识分子主要是改造的对象。只是臭老近几年,才考虑起身份及待遇问题。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对此,大家的理解不尽同。一种理解是,凡受过教育的,统称为知识分子。如大学毕业的,即称“大知识分子”。土改中,农村里小学毕业的,叫做“小知识分子”。在这基础上,又从年龄来分,故有“老年”及“中年”知识分子之称。此外,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总     

胡耀邦：知识分子的知己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对知识分子十分珍惜。尤其是“文革”结束后,他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著名作家冰心曾说：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     

知识分子头上的契卡幽灵——专政的列宁、执法的契卡和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当“契卡”在广大农村实行“十字军讨伐”时,其火与剑的锋芒同时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作为“怠工者”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罪不容恕地被列于“资产阶级”的阵营之中。     

一篇胡适佚文的背景和价值

胡适的英文文章“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中国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这是一篇佚文,与《胡适日记》提到的文章“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有亲缘关系.它的价值在于反映了袁世凯称帝前胡适对新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是理解胡适的知识分子观以及他处理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钥匙,还可从中发现他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     

土地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沉痛教训

一、“八·七”会议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转折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4年底),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时期。能否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地走出低谷的关键问题。“八七”会议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是重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左倾情绪也随之滋生和蔓延开来。它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唯成分论倾向,不加区别地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机会主义,并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罪于知识分子。中央指责:“党的指导机关占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这种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晚清维新派与日本志士精神

晚清知识分子歌吟赞颂的侠客,不仅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所描绘的人物,而且包括许多日本幕末维新志士,两者往往以同一精神面貌出现.日本志士的侠义形象源于黄遵宪的描绘,后被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继承与吸收.这种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     

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

(一)“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这“两个估计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一文,记述了1951年首先在京津高校继而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学习改造运动,其间并有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以大量史实,涉及了诸如“文”“武’之争、自由知识分子集体自辱、知识分子传统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等问题,从中可窥见后来越来越“左”的政治环境的滥觞,读来发人深思。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体会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在《邓小平文选》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是“脑力劳动者”,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后又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如果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问题有了“初步解决”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以后的一些指示,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命等诸多问题已经解决。但是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些华人科学家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为什么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党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非常迫切和重要的问题指什么?下面述以作者粗浅的理解。     

浅谈知识分子的普遍辨识标准和社会角色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具有多样性特点,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与形成时间也存在分歧。若将“独立”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普遍辨识标准会更为恰当和准确。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理念人”和自我“供养”三种角色与保持独立的三个条件相接应。对知识分子基本特质的梳理和优秀精神资源的挖掘,利于汲取其有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进程。     

五四时期安徽社会思潮初探

五四时期,安徽思想界异常活跃。介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事业。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很快传入安徽。此前,陈独秀在安徽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安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改造安徽”等问题,纷纷发表己见,为探索改造安徽的根本途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延安的『废话公司』

20世纪40年代,红都延安有一家著名的“废话公司”,它是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发起成立的,周恩来任“董事长”“总经理”,若干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愿成为“股东”或“董事”.公司“办公”地址在蓝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