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史传》篇校记

南宋高似孙《史略》六卷,中土久佚而流入东瀛之书,清末黎庶昌、杨守敬出使日本,始访得宋刊原本,影校刻入《古逸丛书》。《史略》广引他书,校勘价值极高。卷四《刘勰论史》,节录《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文字颇有异同;杨守敬取与今本《文心雕龙》互校,得十七条（见《史略校勘割记》,王重民辑,载《图书馆学季刊》1928年2卷4期）,日本友人石田肇先生复取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本、《古逸丛书》本与广田浩晓新译汉文大系本《文心雕龙》比勘,复得十五条（见《高似孙〈史略〉研究》,载日本《群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编,1985年第35卷）。     

《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说“通”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及其后世受封“史通子”以来,中国史学史上著述通史及以“通”命名史籍者就多起来了,以古代史学而言,编著通史者有梁武帝、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等;“通”命史者有《通史》、《史通》、《通典》、《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而在司马迁之前,《世本》、《竹书纪年》等也是通古今,只是未以“通”命名而已。近代以来,著述通史者更是继踵出现。看来,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故章学诚有“通史家风”之说。白寿彝先生很重视这个传统,既著文评论又身体力行。今值白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试谈多年来面聆先生教言的一点心得及研究“通”的传统的肤浅体会,借以祝福先生寿高泽长,并祈教正。     

《史通》研究五十年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的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要籍。建国以来,对刘知几及《史通》的研究,随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展开而渐次展开和深入。据不完全统计,新版和再版的著作就有:程千帆的《史通笺记》、傅振伦的《刘知几年谱》、吕思勉的《史学四种、史通评》、张舜徽的《史学三书评议》、张振的《史通笺注》、赵吕甫的《史通新校注》等;在各种报刊杂志及论文集中还有论文上百篇;另在各种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和史学史著作中基本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说之。其受史学界关注,可以说是仅次于《史记》的一个研究热点…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对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罕见的学术论文集出版──金启孮父女《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读后

今年初,从中国的金启先生那里寄来了一部罕见的学术论文集,这就是有着新颖书名的《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以下简称《三代论文集》）。金启稼先生是我1980年初所知晓的中国屈指可数的女真语学、满洲语学学者。1982年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收集满洲通古斯语著作时,第一次看到了金启稼先生与其父金光平先生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980年出版）,这才对他有了认识。这之后就和金启稼先生有了信件来往和学术资料等的交换,并从先生那里收到许多在北京、内蒙古大学和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等处发表的先生的论著。至今我所收到的这些论著中,…     

考古学史中的俞伟超先生——读《古史的考古学探索》

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考古学是什么》,21世纪初俞伟超先生亲自选辑了他的第三部考古学论集《古史的考古学探索》①。这是俞伟超先生在病榻上选编而成,也是其生前最后一部学术论集。     

在国外出版的《贵州地方志考稿》

一部《贵州地方志考稿》（以下简称《考稿》）,1992年得到比利时国家教育部、根特汉字中心赞助,用汉语在英文、法文、德文世界出版,让这些西方学人一览僻处中国西南边激的史地文化概貌,这是最州学术界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作者张新民同志为完成这部《考稿》,做了五百多年来前人没有可能做到的工作,为贵州人民争来了光彩。1980年．贵州开始编写新一代的地方志,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志学专家周春无、王燕玉先生先后参加了筹备工作和担任了学术指导。贵州大学历史系张振佩先生,以他毕生精力和心血写成的刘知几《史通笺注》,…     

钟敬文先生的学问——通往世界民俗学的桥梁

我对钟敬文这个名字的仰慕,是从在翻看《民俗学》杂志,拜读先生《中国民谭型式》一文的时候开始的。说起来,这已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觉得中国民俗学的成果越洋过海被日本的杂志登载,是很新鲜的事。而且这时的中国已在民间故事研究上达到如此的程度,对此我是很有感触。而此时,在日本即昭和八年(1933)柳田国男先生的《桃太郎的诞生》问世,这也就是说,日本用民俗学方法进行民间故事研究的道路也刚刚开始。     

从“史德”到“史心”

从“史德”到“史心”钱念孙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崇高的形象。他不仅要具备刘知几《史通》里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长”,还要具备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特别强调的“史德”素养。才、学、识三者是学术根基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各人因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     

《史通·疑古·惑经》书后

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是他对《尚书》、《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却触怒了儒学经师,群起而攻之。自唐末柳璨别有用心地撰《史通析微》十卷。说刘知几评“汤之德为伪迹,说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遂痛斥刘氏“妄诬圣哲”（转引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宋孙何复有《驳史通》之作,宋室南渡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艺文略》中,竟著录《史通》于正史类通史目中,而“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刊史通序）,具见自宋元以降,此书淹没不彰,为时已久。自明嘉靖以后,虽渐有刻本流传,其中以清乾隆初浦起龙《通释》传世较广且久,而浦氏于此两篇,既曲说《疑古》为“读史寄愤”,并谓其揭陈《尚书》之失,是“浮翳障日,日岂陨明”。而于《惑经》之五虚美,竟怒其“公然指斥（指孔子）,罔知忌惮”（均见浦氏《通释》按语）。至纪昀作《史通削繁》遂削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之五虚美部分,盖以其离经叛道也。今人又多盛誉其对儒家经典之“叛逆精神”,其毁誉虽有天壤之隔,然皆未能深知刘氏论史贵在直书,以征实传信。他在这两篇中,既疑《尚书》、《论语》轻事重言,其书缺略,不足以传信。又惑于《春秋》重名,势难征实。     

读《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

《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集,吴泽主编,袁英光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论集》选辑了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共四十八篇。文章的作者,共三十四位,其中四分之一已经不幸去世。读到他们的遗作,不胜感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如汗牛充栋。如何阐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刘知几是唐代的大史学家。他著《史通》,对各家史书多有评论,但主要是关于史书体例的论述,很少涉及到史学本身的发展。清代章学城著《文史通义》、《校通义》,主张辨章学术,颇重学术流变,因而也有关于史学发展的论述,但终究不是有意识地对史学     

我与先生——纪念赵俪生先生八十诞辰

赵俪生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师,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他投身革命已有六十多年,从事史学研究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史学巨匠到今天硕果仅存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先生仍笔耕不缀地劳作着。先生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著名学者之一,而他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却是合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特别需要加以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财富之一。他的遭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非常典型而且有代表性的,先生是我的恩师,曾为我的论文集作序,题为《春波与我》。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我仅从个人角度由感性到理性地谈一点对先生的认识,以便读者,特别是比我年青一代的学者们进一步了解先生,故循先生笔法作本文是为纪念。     

做孩子的朋友

作家汪曾祺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文中写到"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而汪先生十七岁初恋时在家写情书,他的父亲也"在一旁瞎出主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四(上)

锦上添花话外篇———录《宁波市志》　　古代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往往分内篇、外篇 ,如刘知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两部重要的史学评论就是如此。一般说来 ,内篇多为学者学术宗旨之所在 ,外篇则是余论性质 ,旨在补内篇论述之不足。黄宗羲曾经指出 ,每个学者治学都有自己的学术宗旨 ,而这些宗旨正是“其人之得力处 ,亦是学者们之入门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史德”、“文德”等重要论点都出自《文史通义》内篇。但是 ,作为地方志这种著作 ,设内外篇者却不多见。因此 ,接到《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先生寄赠的《宁波市志外编…     

鲁迅对夏目漱石的理解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翻译、评介了夏目漱石的许多文章,深受夏目漱石余裕文学观的影响。余裕文学观不仅是鲁迅看取日本文学的重要标尺,而且也是他理解文学与人生现实关系的内在原则之一。鲁迅的《藤野先生》与夏目漱石的《克莱喀先生》都是对留学时期师长的回忆性文章,有许多共同特征;但由于二人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个性心理的悬殊,《藤野先生》与《克莱喀先生》又有很大的区别。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     

屈原日本行异议

日本学者大官真人《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论述了屈原曾到过日本,在日本写了很多作品。“大宫先生研究楚辞多年,他发现屈赋许多词语的上古音与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读音相同相近,把这些成对应的地名按屈赋诗句的顺序排列起来,在地图上竟然呈现为有序的行路图。于是,大宫先生得出如下的结论：屈原在被放逐期间到过九州,《离骚》、《借诵》、《抽思》、《怀沙》等作品既是作者代思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在日本经历的纪录。”①大宫先生说：“开始我并未有意识地从《楚辞》中去寻找有关日本史的记述,而是在阅读屈原作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     

“中国先生”傅高义带着忧虑走了

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因病去世,享年90岁。在美国,他同时有“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1979年,他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高居畅销榜榜首。2011年,他倾10年之力写就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称之为“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     

关于考古学辞典编纂和学术用语统一的问题

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町田章先生,在国内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后不久,便在1987年9月的(日本)《考古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他的目的是向日本考古学界介绍这本“总考古学界全力而反映中国考古学最高水平的划时代的著作”;同时,从一个外国人的立场对该书和中国的考古学界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在把它译为中文的同时,想就书评作者涉及的几个问题,并对比日本考古学现状,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企望国内能及时了解外国同行学术动态,以促进国内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