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规范认识

黄宗智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中提出了一个挑战,促使我们去重新检验那些曾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认识。如同他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国的研究正处于一个规范认识危机之中。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把简单化了的、只反映英国经验的东西放大为适用于一切的“自然”过程。本文探讨黄宗智对规范认识的突破,及其对同行的意义。     

关于“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

本刊自1993年第1期发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宗智的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并展开讨论以来,已连续发表了四期讨论文章和讨论会综述,本期还发表了史翼“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综述以及五篇在1993年12月1日本刊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有关这次讨论会的综述见本刊1994年第1期)。至此,这次讨论暂告结束。今后,仍欢迎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研究者继续来稿,但本刊不再组织专门讨论。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

继《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变迁》①一书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又于1990年推出另一部力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以下简称《发展》)②。如同《变迁》一样,此书出版后即受到美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曾撰文评述,而黄宗智教授本人则依据书中的研究成果,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发表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③的长文,对《发展》一书的主要结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触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对话、交流与借鉴

黄宗智教授的文章提醒我们大洋两岸的中国(历史)研究现在正处在一个规范认识危机时期。对我们来说,危机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能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做出新的突破,新的成就。不过,要取得新的突破和成绩需要我们     

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

黄宗智教授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引起广泛关注,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探讨的是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为何没有导致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这是中外学者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而且,因为它还不仅论证了具体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带根本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众多解说,黄宗智教授把诸家解说概略地     

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

关于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特别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本世纪50年代道布一斯威齐大辩论到80年代布伦纳教授的新挑战,都表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经久不衰的热情。黄宗智教授近年问世的新作《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以下简称《认识危机》),我认为也是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侯建新《史学理论研究》发表黄宗智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认识危机”①一文后,在中国史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但迄今很少有人专门从人口论的观点对其进行分析;而以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     

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及其他——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黄宗智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结合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读者很受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意提出来与先生商榷。我不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但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特别是有关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很感兴趣,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这次讨论,并求教于黄先生和其他海内外专家学者。     

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

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继《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年》(以下简称《长江》)一书之后,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详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以下简称《悖论》)一文、对《长江》中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向传统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与争论。1993年6月,在中国经济史学会和     

略谈中国经验与现代发展理论的范型创新

我很同意黄宗智教授在《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型危机》这篇文章的最后所表明的观点,即目前存在的这场危机,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或者扩大一点说发生在整个中国问题研究界。如果我们仅作这样的理解,那未免太狭窄了。实质上,正如黄教授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危机的一部分,它的发生     

商品化、过密化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学者讨论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

美籍学者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以下简称《悖论》)一文发表后,引起经济史学界的注意。该文提出:根据中西学术界不同学派共同承认的规范认识,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但中国经济史上的悖论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     

“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适用于英国吗?——评黄宗智教授《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黄宗智教授的《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一文,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在我看来,是黄教授挑明了如下事实:海内外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四大流派,虽然研究之结论针锋相对,但却共同接受一个基本假定——商业化带来现代经济发展。故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以商业兴旺为证。而主张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发产     

“范式危机”还是前范式危机?

黄宗智先生的文章最富于启示性的一点是:他从超越于彼此对立的现有各学派之上的方法论高度指出了各派共同基础的一系列缺陷,从而把几年前人们纷纷议论而后来一度有冷落之势的史学危机(主要是史学理论危机)的问题再次提到了国人面前,而且是以一种更富于逻辑力量的方式,这篇文章虽然谈的是中国经济史,但无疑在整个中国史领域、史学领域乃至人文科学的若干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一系列“危机’,这决不是回避理论、像黄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倒退到纯粹的考据”去就可以解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以生态意识或生态理念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史的范式和趋势。以往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严重忽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兴起促进了这一局面的改变。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也有称“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对不同称谓学界也有不同的内涵阐释。是一个外来词,现已为国内多数学者认同和接受。近年来,环境史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将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其主旨关怀与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上。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生态学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诸多相关学科。如今,历史学科的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全球史、社会史、农史等等,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经济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史研究要追踪学术前沿,不能不对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大势做出回应。当下经济史的传统论题有待拓展,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途径,这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以生态学意识和理念来研究经济史,可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史”。     

鸿篇钜制 超迈前人——读高敏教授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鸿篇钜制超迈前人——读高敏教授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李庆新张荣芳高敏先生自五十年代起师从前辈大家李剑农、唐长孺教授,潜心精研,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研究上积聚深厚,成就卓著。八十年代初承担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     

建构清代法律新的解释体系——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正>一、黄宗智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先生开始进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在一次讲座中他曾说起:"从1988年开始,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史研究,转眼已经二十年了。"[1]在这二十年里,黄先生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做出了卓著的成就,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论文集《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不胜枚举的相     

勤奋治学 兼融并通——记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黄启臣

从明清经济史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从澳门史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岭南学术天地中,有这样一位学者勤奋耕耘,从不计个人得失,不断钻研,将不同专业逐渐融合贯通,自成一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这位学者便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和中外关系史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启臣教授。黄启臣,1938年1月出生于广西灵山县,祖籍广州。195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61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明清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师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梁先生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为他日后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打下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范金民著《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评介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多年潜心于明清史、特别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6年,他从自己1984-2005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与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有关之34篇论文,定名为《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作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9月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