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简介

山东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高校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在我国恢复之初,该校便在中文系开设了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的硕士研究生课程。1984年,筹建社会学系时,设     

21世纪中国古典民俗文献学研究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几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通论性著作,如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陶立璠《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陈启新《中国民俗学通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民     

什么是民俗学？

民俗学的性质与任务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科学。     

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

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民俗学逐步矫正了此前20多年间由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多干预而造成的严重不足,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前、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学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诸多新的成绩,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公共领域也做出了新的贡献,尤其以它所推动和积极参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但同时,它在理论探讨、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等方面,也日益凸显出了许多深层的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中国民俗学所独有,有的则是世界范围民俗学的通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世界民俗学同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中国民俗文化学纵横谈——高国藩教授访谈录

伴随着风风雨雨,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艰难历程。在国门大开、改革开放春风扑面的今天,如何使这种本乡本土的本色文化与时代的需求相合拍,如何将这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新形势下的“民俗学”又该如何界定,等等,已成了摆在每一个民俗学研究者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最近,笔者走访了著名民俗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 ○ 高先生,你从事民俗学研究已经80多年了,请您谈谈对我国民俗学研究发展概况的总体认识好吗? ● 好。我国民俗学从“五四”以来才发端,至今不过70年时光。新中国建立前的30年,我国沉沦于苦难中,内忧外患,战争不断。尽管如此,民俗学还是走过了它艰难创业阶段。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都曾先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心。抗战八年,民俗学研究中心转到西南大后方。这一阶段民俗学研究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立足于办各种民俗刊物.二是立足于下乡调查写调查报告.林惠祥《民俗学》与方纪生《民俗学概论》均于1934年出版,虽然都是6万余字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自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的初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周作人与顾颉刚便是其中的代表。     

重温钟敬文的民俗学时代

正钟敬文先生(1903—2002)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散文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民俗学之父。董晓萍在《跨文化民俗学:钟敬文留日个案研究之一》和《跨文化民俗志:钟敬文留日个案研究之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两书中集中呈现了钟敬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日本前后从事民俗学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为我们重温其民俗学时代的知识创造和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学术史图景。     

缺失的理论

由于对民俗学政治性的关注,196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开始将民俗学书写看作是一种文类,指向民俗学的文本批评和政治立场批评。不仅知识生产碎片化,批评也日益碎片化且失去有效性,批评占据了道德高地,但同时失去了理论关怀。对民俗资料的阐释与分析仅仅沦为素材,对评论的评论反倒成为关注的中心。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内部发生文学转向的结果。"理论"是一种有关世界的表述类型,它有以下独特属性:即有趣性、可信性、概括性、可验性。理论应该根植于对导向性主题的审查,而非根植于对民俗学者自己的审查。民俗学者应该从文化批评的迷思中走出去,直面对民俗学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构建力量。     

重新审视五四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命运——以20世纪对于传统节日的批判为例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受制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至上主义和强制启蒙是民俗学发展的禁锢,既不符合西方经典思想,也违背现代社会道德。只有破除这两个禁锢,中国民俗学才有可能正常发展。     

20世纪巾日民俗学学术倾向及前瞻

每一门社会人文科学,它之所以能独立生成与发展,都因其能承担独特的社会任务,否则它将被社会遗弃：所以,当人类社会21世纪降临之际,每一门社会人文科学,都不得不扪心自问,在新世纪的社会中,我该如何发展?我们的民俗学也不例外。当前,国内外民俗学科的发展各呈千秋。以亚洲的中国和日本为例。民俗学在中国可谓一波三折。     

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7月15日-17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位会员出席了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俗学在新世纪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今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

鲍曼的表演理论,反思并改变了民俗学研究的眼光与方向,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从以"民间文学文本"为中心,向着以"表演性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为中心转变。中国民俗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在关注"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方向上,有诸多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的表现,这主要不是因为受到了表演理论的影响,而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结果。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既取决于它与本国社会发展进程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会在与各国民俗学进行对话式的交流中得以体现。     

《民俗研究》30年发展及存在问题分析

正2015年,作为中国目前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俗学理论刊物,《民俗研究》(1985年10月创刊)迎来创刊30周年华诞。《民俗研究》走过了30年的历程,已经出版了124期,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见证者。30年来,《民俗研究》坚持向国内外读者全面介绍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世界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它的读者。从1991年开始被《新华文摘》转载13篇,2009-2014年6年间被人大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进行一次定性评估,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当前中国民俗学会的学科建设任务

21世纪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务,在钟老百年离世之后的今天,十分紧迫而沉重地压在了全国民俗学者的身上,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压在了中国民俗学会的双肩。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和它的全体成员,能否挑起这副重担并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一次重大考验和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