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刘敞在金石学上的贡献

刘敞（1019－1068年）．字原父．北京临江新喻县（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曾拜翰林院侍读学士．集贤院学士。他自小博览群书。“读书心语理解”．尤爱治史,“治之乃精”,负有盛名。欧阳修每于书有疑．则“折简来问”,膺服其博①。世称为“公是先生”。刘敞仕宦20载,广泛搜集先秦彝鼎．考释铭文,发现历史上现实中灼夏商周“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不同②”测以金石证经补史．掀起一股“寺石”之风,轰动朝野．影响及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台湾学者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说,金石学“为世所重．盖敞（刘敞）之力…     

欧阳修在古籍整理上的贡献

欧阳修生当北宋中期,任过最高军事副长官枢密副使和副宰相参知政事,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纂修有《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佼佼者。或许正是由于他在上述领域中的成就,掩盖了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建树,以至他在整理古籍方面的贡献,历来很少有人论及。实际上,欧阳修长期在馆阁任职,别朱紫,校秘文,代表了那一时期的最高水平,他对于古籍整理和古籍整理队伍     

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

章学诚(1738—1801)号实斋,清浙江会稽人,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史学家之一。他在简述史学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精辟卓越的见解。《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这都为史学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校(?)通义》折衷校(?)诸家之说,畅论求书,治书等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替史料的搜集、鉴定、编次等工作,提供了很多具体意见。他在我国史学上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北京绢人:指尖上的传奇

“一根铅丝做骨架、棉花做肌肤、纱做皮肤”是北京绢人制作的基本要领。绢人的头脸和双手都是用蚕丝制作的,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选用上等丝绸、纱绢,经过精雕细作,“绢人”由此而得名。北京绢人曾经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及社会的赞誉。周总理曾说“看绢人是美的享受,能使人轻松、愉快!”。     

在北京的西山上

山峦多秀色．空水共氤氲。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西山,呈现出了一幅世人罕见的秋景。而在那云烟迷蒙之下．更有着常人所想象不到的丰厚的历史与人文景观。那高耸于山巅的玉泉塔,又名定光塔,是为纪念乾隆平定缅甸仰光而建。     

林文庆父子在医药上的贡献

新加坡林文庆博士的事迹,已有专文专传介绍,如洪炜堂的《林文庆博士》、陈育崧的《林文庆降》、凛然的《清季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凌云的《清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尊孔运动》、凌云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杜会改良运动》、凌云的《鲁迅与厦大校长林文庆的冲突》、麦冬的《从香港脚     

论汉武帝在文化史上的贡献

一代雄主汉武帝执政时期,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如日中天,进入了全盛时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犹影之随形,走进了复兴时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永远孕含着迷人的魅力,经常拔动着人们的探索心弦。可是对于与之鼎足而立的文化领域,尽管为后世交口称颂,却往往被人忽视,尤其是对汉武帝本人在这期间所起的作用,则缺少应     

陈奇猷在古籍整理研究上的贡献

陈奇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籍整理研究上作出显著贡献的专家.他是广东韶关人,1917年农历五月出生.父亲陈业龄,是前清的秀才,以教书为生.陈先生幼年从父受教,背诵四书、五经.在中学读书时,喜好数理化.1936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由大学本利而研究所,1942年膺文学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多得业师孙楷第先生指引,又多得陈垣、沈兼士、余嘉锡、高步瀛、唐兰、赵万里、容庚诸老师之教导,通经史子集、目录版本、文字音韵训诂之要.毕业之后,讲学于沪上,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光华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1952年,转业做出版工作,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     

梅林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著作宏富。在史学领域中他的著名作品,如1892年的《莱辛传奇》、1897—189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10—1911年的《中世纪末期以来德国史》和1918年的《马克思传》等,都是学术界所重视的。他力图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考察普鲁士的历史,第一个把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为全     

陈垣先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长期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也为中国近代的文献学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学遗产。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以及《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都是珍贵的遗产。这许多著作确是我们读书治学的工具,但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他的文献学的遗产,那是很不够的。白寿彝先生说:“从     

关百益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

关葆谦,字百益,曾用名关益谦。原籍吉林长白县,满族旗人,1882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07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速成科师范馆毕业,1927年回河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28年11月,应聘任河南博物馆编修员,1930年12月至1935年10月任馆长,1956年在西北大学病逝,享年74岁。关先生是河南省三十年代的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的先躯,河南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著述宏达,在豫期间,从事文物     

李大钊同志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我国历史科学上,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在我国首先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并首先运用这些原则去研究解决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他在我国史学史上应有崇高的地位,但是,过去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都不承认这些;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根本否认他是史学家,例如说他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是“太重史     

刘敞在金石学上的贡献及其影响

刘敞在金石学上的贡献及其影响万绍毛（江西新余市文化局）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起源于北宋仁宗时期,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渴求达到证经补史的新兴学科。其贯穿历史近千年,曾在经史研究、文物保护方面...     

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的贡献

自魏晋至宋元,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曾因玄学与佛学的冲击而中衰动摇,学者们兼摄或转参佛道者为数不少。正如梁释慧皎所说:“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任继愈先生说:“隋唐之时,好高者沈潜于佛宗,骛名者混迹于利禄。儒门从此淡泊,收拾不住,是以终唐之世下及五代,但有名僧而无大儒。”因而魏晋隋唐佛教史籍实不乏可观者。宋元时代,儒道佛争胜,士大夫多宗儒而杂参佛道,反映在佛教史籍方面,也有如《宋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名著。至明清,由于儒家理学摄融释道,重新巩固了其一度动摇的统治地位。佛教与道教在知识界的影响逐     

马衡先生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教授(1881——1955年)毕生致力于我国金石学的研究,且数十年一直从事历史文物的搜集、整理、保管、研究、展览,以及文物图录的刊印等事业,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九六五年我整理了马先生的文集——《凡将斋金石丛稿》 (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郭沫若同志在《序》文中说:“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     

宁古塔流人在文化上的特殊贡献

<正>宁古塔,有清以来,这里不仅是黑龙江东部地区的边疆重镇、抗俄前沿,又是遣戍流人的安置之地,同时也是人文荟萃之地、文献之邦,是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流人谪戍于此,在带来与传播中原优秀文化的同时,又根据     

蒙古族在我国古代科学上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中,除汉族以外,"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各兄弟民族在文化科学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充实、丰富了祖国和世界的文化科学宝库。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简要地论述一下蒙古族在我国古代科学上的贡献。蒙古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悠久的历史。十三、四世纪期间,以蒙族为主体建立了元王朝,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有一定的发展。元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伟、设备最完善的天文台,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天文观测,制订了优良的历法——《授时     

吐谷浑人的历史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而多民族的国家。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吐谷浑民族吸纳了汉文化丰厚的营养,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青藏高原创建了一个卓尔不群的文明古国。其历史贡献自有特殊的一面,本文试就此方面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先进的理念建国立业3世纪末,游牧于辽东的鲜卑慕容部,有兄弟二人,兄名吐谷浑,弟名若洛廆。因争水草闹起了矛盾。一气之下,吐谷浑发誓说“:今当去汝万里。”说到做到,便率领自己的部众,约在晋太康年间,开始了长达万里的辗转迁徙,历时三十余年,最终于公元31…     

我的人类学情结（上）

我虽然不是人类学的科班出身,而是“八十岁学箍桶”,“半路出家”。但是,我对人类学的兴趣却是与日俱增,对推动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的了。     

《古史辨》在史学上的贡献

(一) 《古史辨》是顾颉刚先生自名他所编辑的有关古书年代真伪及其他有关古史讨论的文集,它不但包括先生与胡适、钱玄同的通信与文章。而且包括与他们观点相反的文章(如刘棪黎、胡堇人等)。这表明先生虽然对于他的观点论据有相当的把握,但是他更愿意通过广泛的切磋批评,集思广益,以建立一个新的可信的古史系统。先生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从五、六岁起到二十岁前,凡《诗》、《书》、《左传》、《国语》及诸子百家等书都已熟读成诵,有很好的国学基础,但是他自称生性倔强,不迷信,不盲从,好独立思考,爱提问题,寻根究底,以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他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对二千年来儒家所传授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