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校录》略校

任二北先生校集的《敦煌曲校录》(简称)《校录》),自一九五五年出版以来,历时已三十余年。此书之问世,正如校者言,并非定本,但却集录了敦煌词曲五百四十五首,为研究我国文学史,尤其是词学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校者曾据罗振玉《敦煌零拾》、朱祖谋《疆村遗书·云谣集》、许国霖《敦煌杂录》、刘复《敦煌掇琐》、冒广生《新(?)云谣集杂曲子》、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北京图书馆钞敦煌卷子、郑振铎《世界文库》或《中国俗文学史》、卢前《敦煌文钞》、周泳先《敦煌词掇》、唐圭璋《敦煌唐词校释》及《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傅芸子《敦煌俗曲之发现及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刍探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是清代边臣常钧在任职安西兵备道期间完成的两部著作,涉及清代乾隆朝以前安西敦煌地区的名物制度、山川景胜的考察,以及这一时期安插在敦煌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情况和官员治理该地的举措。这两部书不仅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乾隆朝以后敦煌地方志编修的重要资料。文章利用相关文献,就《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的写作背景、内容和文献价值进行了探讨。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后唐李延范《敦煌新录》辑考

本文主要对后唐李延范纂《敦煌新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辑考,共辑得群书征引该书佚文7则,其中有4则群书既引作《敦煌实录》,又引作《敦煌新录》,另有2则内容,群书征引仅作《敦煌新录》,前辈学者或辑作刘昞《敦煌实录》,或辑作刘昞《敦煌新录》.经过考辨我们发现,该书并非刘昞《敦煌实录》,更不是刘昞《敦煌新录》,而是后唐李延范所纂《敦煌新录》.     

《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

<正>以1920年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发表为嚆矢,敦煌变文的研究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其中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以下称《校注》)后出转精,汇聚最全、校勘最精。然由于《校注》的主体完成于敦煌文献重新大规模出版之前,不少文献,尤其是《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称《俄藏》)未能见到,因而缺漏在所难免。以下便是笔者在调查《俄藏》过程中     

《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

刊发于《文物》2000年第5期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介绍了敦煌悬泉置的考古收获,同期发表的《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说到题名“县泉置元康五年     

《敦煌愿文集》之《儿郎伟》校补

黄征、吴伟先生合著的《敦煌愿文集》用力甚勤,集数年之心血和功力,弥补了敦煌愿文研究的空白,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文在吸收黄、吴二位先生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愿文集》中的《儿郎伟》进行部分校补。     

《鸣沙集》自序

大约十年以前 ,林聪明先生开始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 ,即约我写一本《敦煌地理文书导论》 ,因为那时我正在校理敦煌出土的地理志书和行纪类写本。我校敦煌地理文书 ,原本只是作为研究敦煌写本的基本功 ,所以不能专心致志。待文书校订一过后 ,已经有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等陆续出版 ,而李正宇和李并成两位先生在实地考查的基础上 ,对敦煌方志所记山川、河渠、建置、道路等均有详细的考证 ,远非在北京的我所能及。因此 ,林先生的…     

《敦煌变文选注》

近十年来,中外学者对敦煌变文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潘重规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将禄鸿先生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以及其他许多专著和论文.巴蜀书社去年出版的项楚著《敦煌变文选注》,则是敦煌变文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     

《破魔变文》补校

《敦煌变文集》卷四所载《破魔变文》,由王重民先生据敦煌卷子伯二一八七号(甲卷)及斯三四九一号(乙卷)校录。其后徐震堮先生《敦煌变文集?遣拐芳啊对俨埂?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及附录《<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又续加补校。笔者再摭拾若干条,以为续貂。《变文集》校记所引乙卷异文有须改正者,一并附焉。引文出自《敦煌变文集》者,但标页码,不赘书名。降魔变神押座文。(344页)     

红树林里的小精灵 马来西亚沙巴Klias红树林湿地保护区

<正>在马来西亚沙巴州西南海岸的红树林保护区,居住着一种珍贵的灵长类野生动物——长鼻猴(proboscis monkey)。长鼻猴有着大得出奇的长鼻子,目前只有在马来西亚婆罗洲的沙巴、沙劳越等地的红树林中才能看到,属于世界濒危动物,也是马来西亚的国宝。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方志述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千余种方志,本文依其来源为纲,梳理诸种方志之撰修时代及分布地区,发现这些方志具有四个特色:年代久远,多康、雍、乾、嘉四朝纂修;明版量多,旧刊精钞兼备;宋、元撰修古方志多;地域范围广大,多塞北、华北地区方志。就价值言,从版本目录学角度来看,除作为史料运用外,不但有助于各式传本的对勘,对于古籍的流布传承亦具参考作用。其中明代以前刊行之方志超过四百部,其文物价值更不容小觑。     

The Deleterious Dominance of The Tim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cholarship

The Times was a mid-nineteenth-century newspaper phenomenon, defeating rival London newspapers through its skilful management, advanced technology, greater editorial resources and access to powerful politicians. Its authority enabled it to make and break governments. However, the uniqueness of The Times limits its usefulness as a historical source.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mes, before analysing how the newspaper remains centre stag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journalism and of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more broadly, despite the digitization of provincial and other London papers. Over-dependence on The Times, it argues, has exagger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London daily newspapers and underplayed the importance of weekly papers, particularly those published outside London. The Times was unusual because it was a metropolitan rather than provincial paper, with a focus on political news and a dearth of lighter, broader content, or news of events around the UK. Us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cent scholarship,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unwarranted conclusions are still drawn from over-use of this source and from a wider view that it was representative of nineteenth-century newspapers in general. The conclusion urges a more ge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nuanced approach to Victorian newspapers, beyond a metropolitan-focus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目录学视野下的《论语》变迁

伴随《论语》在儒家经典的地位的上升,以目录学为观察视角探析《论语》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为一个固定类目,梳理《论语》类目在目录著作中的分合衍化,在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后,由《论语》类目发展为＂四书＂类目的脉络。     

明清时期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域环境与村民营生方式选择

明清时期,韩城、郃阳、朝邑和潼关四县虽同处于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区域范围之内,但是其区域内部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四县面对不同的地域环境,其村民营生方式的选择也就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这充分体现了地域环境对村民营生方式选择的影响,同时,多样性的营生方式又是村民对地域环境差异性的能动适应。地域环境的差异性与村民营生方式的选择,正是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对此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人、地之间的关系。     

小乘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经律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反映

龟兹地区流行的佛教,与说一切有部经律有密切关系。中心柱主室正壁壁画内容主要是根据小乘经典《长阿含经·帝释桓因问经》绘制,后室佛涅榘壁画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说一切有部经律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中被具体地表现出来,说明说一切有部在古代龟兹佛教中占居主流地位。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杀生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十余则笔记和杀生有关,从这些笔记中可看出纪昀对屠宰耕牛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其他动物,则既不反对杀生,又反对过度杀生。纪昀形成这种观点既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更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创作这些笔记的目的是用因果报应的方式劝戒人心,以弥补法律实施上所存在的不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其中也包含着劝善惩恶的朴素思想。     

文苑瑰宝: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

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1929年大部分入藏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     

谈《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另类轮回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众多的轮回故事.死亡意味着遗忘前生,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轮回者往往能清晰地记得前生.纪昀如此刻画轮回故事,和他坚持有限视角的叙述方式有关,也和他坚持“寓劝戒”的创作宗旨有关.既要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轮回故事导人向善,又坚持不能虚构,纪昀只能记载另类的轮回故事.     

战国时期中山王■兆域图铜版释析

<正> 战国中山王(?)兆域图铜版(以下简称“铜版”),1977年于中山王(?)墓中出土。铜版平面呈横长方形,无铸接及铆、焊的痕迹,为一次模铸而成。原来的铜版表面平光,后因于墓中经过火烧和压砸而凸凹变形,所以各部分的尺寸需仔细测量,才能得到准确的数据。铜版长一侧为95.6厘米,一侧为96.6厘米,中间平整处为96厘米,应以96厘米为准;宽度于平展处量得为48厘米;厚度不匀,为0.7至1.2厘米,大部分为0.8厘米。按长96厘米,宽48厘米,其长宽之比正好为2:1。现器重32.1公斤。这样大的铜版在当时条件下,一次铸造成功,并达到表面平整的效果,在技术上也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