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直说作品与书面白话着述的自觉

元代出现的直说作品并非讲史、平话影响下的衍生创作,而是基于阅览之用对经史典籍作通俗浅易阐述的白话文本着述。其对“直说”的标举,并非指向于某一讲说活动,而是对文本编写所使用的白话表述方式的强调。直说作品的出现,乃缘于蒙元统治环境中白话地位的提高,以及汉族文人服务蒙古权贵学习汉文化的需要,并由此而进一步激励、推动了面向下层民众的白话着述的编刻。直说作品所蕴含的使用白话的立场和态度,真正体现了书面白话着述的自觉,这在古代白话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意义。     

元代荥阳侯夫人方氏墓初探

荥阳夫人方氏墓座落于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下坦村东,墓前有石人、石马、石羊等,墓碑竖立在封土前龟座之上。碑文正中隶     

从永昌王府白话令旨看巩昌帅府与永昌王之关系

本文从陇西古代方志载录的两篇白话碑文入手,通过释文析义、考证史实、辨别分歧、梳理是非等方法,探讨了元初巩昌帅府与河西永昌王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揭示出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是促成巩昌地域佛教势力与佛教文化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

大道教为盛行於金元两代的一支新道教,本文对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作了研究,其中两通涉及真大道（天宝宫系）,一通涉及正一大道（王虚观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真大道五祖郦希诚应为三祖张信真弟子,他出任真大道掌教的确切时间为甲申年,即1224年。在真大道十二祖（或作九祖）张清志之後,还有一位可称为十三祖（或作十祖）的“体道葆和妙应真人郦宗师”。正一大道到元末则已传至十一祖“真人张公”。那种认为大道两派在元代合并乃至最後并入全真教的观点,是没有文献依据的。     

元代游学初探

游学是元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求学方式,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代儒士游学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获得改变自己处境的机遇或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创造条件。元代游学主要有到各级儒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民间拜师游学以及到地方书院、义塾游学等方式。游学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游学生活比较艰苦。元代游学的盛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元代儒士的处境以及元代教育的特点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游学反映了元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游学改变自己处境的努力。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游学有利于弥补元代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元代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元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景教在元代的传播初探

元代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蒙古早期部落中就有景教的传播,如在乃蛮部,汪古部等,此外也在元代的贵族之中信仰。元代也专门设置了管理宗教的政府机构如:管理基督教的崇福司,管理伊斯兰教的回回哈尔司等,元代的景教传播是与其他的宗教相互作为支撑的,从其传播的影响,以及与中国的儒,佛,道等思想的融合,可以归结出其中国化的原因,景教在中国传播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     

元代大道教史補注——以北京地區三通碑文爲中心

大道教爲盛行於金元兩代的一支新道教,本文對北京地區三通碑文作了研究,其中兩通涉及真大道(天寶宫系),一通涉及正一大道(玉虚觀系)。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真大道五祖酈希誠應爲三祖張信真弟子,他出任真大道掌教的確切時間爲甲申年,即1224年。在真大道十二祖(或作九祖)張清志之後,還有一位可稱爲十三祖(或作十祖)的"體道葆和妙應真人酈宗師"。正一大道到元末則已傳至十一祖"真人張公"。那種認爲大道兩派在元代合并乃至最後并入全真教的觀點,是没有文獻依據的。     

御制台省箴碑文考议

在天安门后端门院内,东西朝房廊下现各存一方清康熙庚辰（三十九年）（1700年）满、汉文《御制台省箴》石碑。迄今已有310年的历史。该碑始放置清朝＂吏科＂直房廊下,即东朝房北头之首（今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驻地）。     

两轮修志模式与体例内容初探

两轮修志的组织、辅纂和出版模式,修志工作的推动与保障经历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过程;两轮修志实践丰富发展了志书体例和志书种类。第一轮志书经济部类占半壁江山,第二轮志书改革开放时代特色鲜明,改革的核心是体制创新,第二轮志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尽管社会王义修志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志书体例内容在大规模的实践中也难免存在不足。     

元代文化统治的特征及影响初探

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元帝国,是蒙古族人经过大规模的西征南进而建立的。元朝蒙古统治的文化措施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进程和传统文化发展,形成了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繁荣时代。本文主要从文化角度,阐述元朝蒙古统治的文化特征及历史影响。     

酒泉地区现存碑文价值探究

酒泉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北要塞,散布其间的碑刻、摩崖、钟铭、题壁等,以详尽的记述向人们展示了这片土地饱经风霜的历史。这些碑文不仅具有深刻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关于河北三通古碑碑文的校正

本文在实地考察、抄录及考证的基础上,对《中国回族金石录》中收录的河北三通有关伊斯兰教的古碑碑文进行了校正,对其中的误断字、衍加字、遗漏字以及在标点使用和断句上的失误之处分别作了评点,并对这三通碑的碑文重新进行了校点录文。     

从明清碑文看戏剧家汤显祖的教育观

汤显祖博学高才，因官场失意，乃著文以抒怀明志。其著作不仅极为丰富，诗文并茂，且博大精深，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我最喜欢读他的碑文，古人云：“树碑立传，刻石流芳”，碑文借勒石以传世，故撰写者需特别认真，不仅内容务求真实，且力求文采灿然，读之令人久久难忘。     

元代类书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

元代类书是元人采摭当时或前代文献重新编排而成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元代类书还收载了蒙古字体、译语以及元代避讳用语等内容,保存了元代语言文字的一些珍贵记录,而其中有关元代宗教艺术方面的内容亦为难得。凡此皆可说明元代类书对于元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代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

本文利用藏汉文史料,探讨了元代西藏地方的基层组织,认定在万户、千户之下即是百户和什户组织,马头（五十户）曾用于括户和应驿;《汉藏史集》所载元代西藏地方行政组织结构,应为可信的史实。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元代县尉述论

元代县尉分司办公、专职捕盗,与同僚共同负责地方治安。出于维护地方统治的特殊需要,元廷不断强化县尉的作用。荫叙、吏员出职、巡检迁转是县尉选任的三个重要途径。元代对县尉的奖惩更注重赏钞、罚俸以及施以杖刑。元代县尉被占役的现象明显减少,与首领官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     

元代科举制探微

元朝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王朝。在长达近百年的统治时间里,因民族歧视、官吏选拔别有它途等因素,轻视开科取士,致使科举制在元代出现中落。     

翰墨铸深情——祁隽藻为山西境内所写的碑文事略

祁隽藻(1793～1866),字淳甫．后改为观斋。山两省寿刚县平舒村人。嘉庆十九年(祁22岁)中进士．历仕四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度军机,世称“啊三代帝师”(即：道光、咸丰、同治),对清廷的政清史化曾有过‘定影响,是晋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