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 保护规划催生的遗产保护新概念

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针对大运河这一大型的、部分活态的新型文化遗产,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创新,归根溯源都来自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主要包括与可持续的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相对应的规划体系、与文化遗产自身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的遗产本体保护与利用策略、与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遗产管理和环境策略等。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体系的构建过程集合了我国多年来积累的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管理的实践经验,为促进实现大运河遗产所在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专业支持。     

试论文化遗产保护对国家软实力的作用

遗产保护和软实力建设关涉社会诸多方面,它们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提升;而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认知缺位,不仅会影响相应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会造成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遗产贡献于软实力建设的作用机制分析,提出遗产科学保护、合理使用以促进软实力建设的工作思路,旨在明确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遗产是软实力建设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也是促进软实力提升的现实选择之一。一方面,遗产的保护、使用不仅关涉局部利益、部门利益,而且对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中整个社会的凝聚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理应在国家软实力建设层面的战略高度来统筹;另一方面,软实力建设不能流于理论形武,只有在同遗产资源的保护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够落在实处,从而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建设性作用。     

有机演进的持续性文化景观保护策略——以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为例

2012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作为荼文化起源的国家,茶文化景观遗产申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态智慧的弘扬、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实践,对具有"活态遗产"特征的有机演进的可持续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利用进行研究,根据"以人为中心"的活态遗产保护策略制定遗产构成要素古茶林、传统村落保护措施,期待此个案研究可以对活态遗产、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涉外非婚生子女的遗产继承

当我走上课堂讲授国际司法关于涉外婚姻、涉外家庭和涉外继承一章时,结合青岛地区与德国的渊源,指出１９９０年德国民法典法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遗产继承的四分之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日,我的学生项某带着一个陌生青年来访,一眼看见陌生者的那副高鼻,我已经意识到来访的意念,果然提到了涉外继承问题。他的祖母曾是三、四十年代一个德商家的女佣,与德籍主人非婚生了一子,因此故向我问及可否有未来的遗产继承权？我向他讲述法律的程序:首先要备我国政府户籍辖区的认定事实的材料,其次要现实德方当事人的认可或予以考虑的意思,第三征…     

西方遗产诠释思想述要

遗产诠释是一种旨在揭示文化和自然遗产内涵及价值的行为,其功能包括遗产保护、旅游管理、休闲娱乐、教育、宣传等。对遗产诠释的研究源于美国,自提尔顿以"通过诠释,以致了解;通过了解,以致欣赏;通过欣赏,以致保护"为中心的诠释思想奠定了西方遗产诠释理论研究的基础后,遗产诠释研究随即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发展起来。现在,西方已经形成一系列的诠释理念和经验。介绍和梳理西方有影响的诠释思想,可为中国的遗产诠释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笔谈：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时代建构与表达

遗产的概念和分类具有多样性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需要尽可能地把多元的遗产创造、多元的遗产继承、多元的遗产认同以多元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遗产阐释是一项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并可能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信息传递活动。遗产阐释不是专家独享的学术和教育活动,而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弄清楚“谁之阐释”“何种阐释”问题。“谁之阐释”,强调了文化遗产阐释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何种阐释”,探讨的是如何讲好遗产故事,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启迪和教育价值。文化景观和原住民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完成际代传承,将继承于前人的文化遗产,赋予当代的记忆和思想价值而完成新的际代传承交于我们的后代,从而保证遗产的延续性和历史完整性,是文化景观当代阐释必须考虑的问题。数字化为遗产阐释提供了实现方式和技术支撑,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价值内涵和价值体验,还可以建立起价值阐释的包容性机制。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遗产的阐释权从专家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从传统的“专家生成内容（PGC）”转向“用户生成内容（UGC）”,真正推动遗产的共享和共建。负责任的文化遗产旅游阐释不仅仅是一个遗产价值传递与公众教育的传播过程,...     

社区参与遗产旅游相关问题探究

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进程中,遗产地居民是和遗产旅游发展密切相关的利益主体,社区参与作为遗产及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有利于遗产地以及遗产地社区自身发展。然而,现实中遗产地居民往往处于边缘地带,对遗产的保护、共享大多是由政府由上至下的推动。面对法律制度缺失,居民本身的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权的无法落实和过度旅游带来的遗产真实性的破坏等问题,必须加快法规制定和社区参与机制的建立,加强培训,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建立遗产地准入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遗产共知、共享。     

权威遗产话语下中国当代工业遗产话语建构的思考——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为例

当今在世界遗产研究与实践领域，根植于西方现代史观及价值观的权威遗产话语掌控着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权，中国工业遗产的话语声量显得很微弱，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因此面临一些困境。构建符合本土语境的工业遗产话语有助于其摆脱“削足适履”和“丢车保帅”的命运，展现其遗产所凝练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三线建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其工业遗产亦是解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崛起的理想切入点。     

基于本体的建筑遗产保护知识组织方法

建筑遗产保护和管理过程中诸多的复杂遗产信息涉及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着多样化的来源与组织形式。但是面对全面记录归档这些建筑遗产数据的需求,当前常用的建筑遗产信息管理方式却容易使这些多源异构数据变得分散且孤立。源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本体技术可以提供良好的知识组织和表示能力,近来逐渐被用于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知识建模。本体在建构时整理领域内的知识,总结抽象出领域内公认的概念与约束,提供对该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本文从建筑遗产数据的存储管理、标准化共享与知识挖掘三个面向出发,梳理并讨论了现有的建筑遗产本体研究中本体的应用模式：针对存储管理,通过本体的关联能力为多源异构数据提供互操作性;针对信息共享,通过本体给出通用概念与关系的明确定义,以实现共享;针对知识挖掘,基于本体提供规则表达与知识推理的能力,实现建筑遗产知识复用。在讨论了建筑遗产保护领域本体技术的应用模式与不足后,本文提出了建立通用建筑遗产保护本体的要求,同时进一步展望了本体技术在资源重组和价值阐释上为建筑遗产保护带来的智能化新途径。     

法律家长主义及其法律适用

源自西方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该理论与中国当前注重以人为本的新民本理念相适应,且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微有契合之处,但却不能与其相提并论。本文通过对西方法律家长主义的论述,试图找到法律家长主义在中国的适用空间。     

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被认定为遗产是现代性社会作用于文化的一种机制,遗产生产则是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生产的客体,将现有的文化形态从传统社会融入至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遗产生产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原有的生产与休闲功能也因现代性社会的影响而改变着地方性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休闲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它也可以成为地方性社会与外部社会沟通与交往的媒介。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只有使其再次回归至生产与休闲的本质,再次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彰显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国际文件视野下的遗产阐释与展示溯源及发展

《雅典宪章》作为第一份有关历史古迹保护的国际性文件,除对保护技术问题的探讨外,为后续在遗产领域“阐释”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美国学者弗里曼·蒂尔登首次提出阐释定义和原则开始,到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得到发展,其内涵外延也随着遗产概念与保护理念的延伸而不断拓展。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自诞生以来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将教育功能置于其工作的核心位置,阐释与展示覆盖的范围、发展方向也随遗产概念和新兴关注方向的演化而调整。作为链接遗产地与公众之间的重要纽带,阐释与展示既离不开对遗产价值的提炼、挖掘与再认识;也离不开对遗产周边环境的理解、对目标群体的探析、对适当方式的选择等。可以说,阐释与展示在遗产保护管理中贯彻始终,不仅链接了遗产的过去,又帮助遗产搭建了通往未来的桥梁,在遗产保护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浴“难”重生:一个羌族村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案例研究简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羌族地区兴起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让羌族这支古老但却在逐渐“消失”的民族浴“难”重生,经历巨变。重建后,不仅羌寨的生活条件有了巨大变化,羌族的传统民俗也随着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发展绽放出新的活力。探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新型结合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矛盾冲突,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遗产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案例和思路。     

浴“难”重生:一个羌族村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案例研究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羌族地区兴起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让羌族这支古老但却在逐渐"消失"的民族浴"难"重生,经历巨变。重建后,不仅羌寨的生活条件有了巨大变化,羌族的传统民俗也随着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发展绽放出新的活力。探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新型结合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矛盾冲突,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遗产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案例和思路。     

遗产制造与价值挪用——基于《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的价值认知

在批判遗产研究的思潮下,遗产逐渐被认为是一个由多主体共同介入、不断与当代需求协商的过程。这不仅事关遗产利用的主体与方式,而且还关乎行动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中国的遗产资源及其利用方式丰富而多样,但关于其内部逻辑与本质的深度剖解却相较欠缺。朱煜杰与克里斯蒂娜·玛格斯合著的《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The Power of the Past)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缺,并为探寻当代遗产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路径指引。本文将“遗产制造”和“价值挪用”作为开启这本书的钥匙,由此来考察当代中国遗产的复杂性,即遗产是如何依靠价值的挪用而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中被不断制造与再造的。     

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规划政策与诠释

本文以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关系为切入点,概括性地阐述遗产诠释行动的意义,并由此论述欧洲共同体和UNESCO在遗产保护与管理层面的内在联系。遗产管理规划作为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应用受到遗产诠释的影响。反之亦然,虽然欧洲遗产诠释是一项自下而上的活动,但仍需要从UNESCO和欧盟两级加以考虑,以保证地方社区在这两个层面的参与。     

我国的运河遗产及其保护面临的问题

为突破自然河流的局限性和更好地利用水资源或治水防洪,人类很早就开始了运河的开凿.运河遗产保护不仅因其反映了人类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水利等方面演进的历史而显得格外重要,运河遗产保护中的遗产调查、遗产评估、保护规划、遗产管理、遗产监测等各方面都因其时空演变复杂、跨水系甚至跨流域、遗产体量巨大、动态性和在用性等特征表现为尤其困难.我国是最早开凿和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也是拥有运河数量最多、长度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运河保护面临问题最多、最尖锐的国家。以拟申遗的中国大运河为例,阐述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背景下运河遗产保护面临的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期望对解决我国运河遗产保护的现实问题有所裨益。     

原真性与完整性:质疑、新知与启示

在世界遗产理论发展路程中,对遗产原真性及完整性的质疑和思考是推动理论不断丰富完善的一股重要动力。完整性适用于所有遗产地,整体保护政策正是对完整性这一命题的呼应和阐释。对遗产原真性的质疑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特别是活态遗产,现在遗产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非物质遗产不能简单套用物质遗产的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的原真性要素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演进中的原真性"。因质疑而思考,进而获得新知。这一途径启示我们,应以一种开放性的、持续完善的思维和态度来对待遗产事业。     

论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

民法与行政法虽然都有各自的特性,但二者之间也有相同的地方.当行政法规范存在漏洞时,在正义与平等要求的驱动下,适用民法规范不仅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而且也尤为必要.但需要指出的是,民法规范并不是都能够被直接适用,需要依据是否存在行政的特殊需要来加以明确与判断.通常情况下,民法当中的一般法律制度、法律原则以及法律技术性规定等,...     

作为“遗产线路”的文物南迁与“遗产线路”概念再认识

文物南迁是20世纪30至50年代为保护故宫等机构文物而进行的文物大迁徙活动。这次迁徙在20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史迹遗产和报纸档案资料。文物南迁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期间由于战争与和平、文物价值与文化认同的变迁,南迁之举被不断赋予了新的历史价值和精神文化意义,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遗迹可以被放到"遗产线路"的视角下去看待,并对该遗产概念的发展完善具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