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汉族人口蠡测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张氏归义军政权辖下人口数量尤其是汉族人口多少,因事关吐蕃占领敦煌后对当地汉族百姓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归义军政权性质、敦煌居民构成等重要问题,所以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但是所得数据相差很大.本文利用正史资料、敦煌汉文吐蕃文资料和令人相关研究,再次进行深入考证,提出了新的看法.     

试论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尼寺常住财产的收入

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尼寺的常住财产收入渠道比较狭窄,主要依靠土地和作坊的租佃收入,其次则仰仗布施和法事宗教收入,与同时期僧寺活跃的高利贷收入形成鲜明对比,收入途径更为传统.尼寺所赚取的物品种类也较僧寺单调,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油、布等粗加工产品都很少.尼寺所能获取的施舍和法事收入都很少,这主要由比丘尼在僧团中的地位低下、在民众普遍的信仰意识中得不到足够重视和信任所导致.     

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承袭制度研究(上)——张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承袭引发的有关问题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入朝归阙,长期滞留长安。张议潮与张淮深之间的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承袭并没有进行,只是暂时的委托,最后在张淮深不断入朝请求赐予旌节之后,为唐王朝所承认。张淮深时期,归义军内部分裂。张淮深与张淮鼎之间的承袭是通过政变。张淮鼎病死后,其子张承奉幼小,归义军大权被时任归义军使持节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索勋夺取。索勋利用托孤和姻亲关系,得到唐朝政府的承认,出任节度使。张议潮女儿带领李氏家族成员发动政变,推翻索勋统治,扶持张承奉为傀儡,而李氏家族执掌实权。张承奉出任节度使不久发动兵变清除李氏家族势力,将归义军节度使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原王朝的任命是归义军节度使承袭的主导因素,唐廷以此限制归义军节度使的权力,并且造成归义军政权的内部矛盾。同时中原王朝往往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以张氏归义军节度使后期的节度使承袭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     

张氏曹氏归义军政权的胡汉联姻

张议潮父张谦逸娶敦煌粟特人安氏建立了与粟特人的联盟 ,张议潮依靠这种联盟推翻吐蕃在敦煌的统治 ,建立了归义军政权 ,张议潮与粟特人安景出任节度使和副使。归义军政权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 ,粟特人在归义军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少数民族。归义军节度使都非常注意胡汉联姻 ,通过这种联姻关系团结了敦煌地区的各族居民 ,在收复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战争中以及巩固归义军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

曹氏在汉宋之际的敦煌是著名的姓氏 ,对两汉与五代、宋朝敦煌地方政治影响极大。敦煌曹氏的渊源有二 ,来自中原内地与来自中亚粟特。本文对汉代以来胡汉两支曹氏的渊源和势力发展进行考察 ,在此基础上推考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族属郡望 ,最终认定曹议金家族是中亚粟特曹氏的后裔 ,五代初年夺取归义军节度使后冒充谯郡曹氏 ,藉以抬高门第 ;曹氏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是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政权 ,而此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

848— 10 3 6年间以敦煌为中心存在的归义军政权 ,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以 914年为界 ,前期由张氏家族掌权 ,后期由曹氏掌权。前后期的归义军政权 ,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 ,有许多明显的不同 ,迄今没有圆满的解说。本文提出曹氏统治者出自粟特后裔 ,并从敦煌粟特曹姓的来源、粟特人担任归义军要职的情况、曹氏与回鹘于阗的联姻、粟特人在曹氏政权中的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 ,从而对曹氏政权的特性及其对敦煌历史的贡献 ,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说明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石窟四角天王图像研究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开窟之风依然盛行。其间曹氏家族及其族属在莫高窟开凿了诸多大型佛窟,所不同的是,部分新建洞窟窟顶四角出现四天王图像,其样式独特,在之前敦煌石窟未见类似案例。四角天王图像的产生,一方面是受西域于阗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当时曹氏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其特殊形制既表达了一定的宗教思想,也隐含了某种社会世俗意义。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人事活动

一、引言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收支中有一类特殊的项目,名曰"人事".关于"人事"一词,从古至今有着诸多含义,其含义之一即是指赠送的礼物或酬物.如韩愈<奏韩弘人事物表>云:"右臣先奉恩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缘圣恩以碑本赐韩弘等;今韩弘寄绢五百匹与臣充人事,未敢受领,谨录奏闻,伏听进上.谨奏."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修功德记文体的演变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修功德记写本,这些写本到895年之后文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叙述家世沿革变为发愿为主的功德记,主要使用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前者侧重于一个家族;而后者侧重于群体,与曹氏家族非世家大族缺乏荣耀历史有关。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的占田及税役负担——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二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可以通过博换、买卖、请田、继承祖业等方式占有土地,而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在认可僧侣占田的同时,还通过对僧侣据地征税课役、控制僧侣土地所有权的变更等方式对僧人的私有土地经济进行管理,从而构成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对敦煌佛教教团经济管制的重要内容。     

吐蕃控制下敦煌社会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研究

7—9世纪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了西藏历史第一个政权—吐蕃政权。"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由盛转衰,促使吐蕃不断进攻河西走廊,前后攻陷了肃州、甘州、凉州等地。沙州百姓和将士经过11年的艰苦抵抗终于以城降蕃,从此吐蕃统治敦煌。本文主要研究敦煌在吐蕃控制时期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

本文对归义军史上的符瑞进行了考辨,揭示了敦煌这样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蕃汉杂糅的社会,在利用符瑞塑造权力正统、强化内部政治结构、凝聚族韦认同的过程中,原属汉文化政治话语系统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与符瑞观念如何融合,符瑞的制造策略、仪节和传播如何操作,主帅、官僚、文士、教团、民象如何达成共谋与合作,文武、僧俗、胡汉集团如何结成稳定的统治机制,试图拓展地方政权政治格局与权力运作机制的研究,增进对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的理解。     

试论吐蕃政权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管制——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一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吐蕃统治者在支持佛教发展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对寺院经济进行有效的管制,设置了专门管理寺院经济的官员如岸本、寺卿等,且吐蕃世俗长官如节儿、瓜州节度使甚至吐蕃东道节度使往往会同僧官如宫廷僧统、瓜沙都僧统、住持沙门和寺院纲管等一道共同对寺院经济进行核算管理。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通过对寺属民户征税课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     

唐五代敦煌的泥匠与百姓的日常生活

现有敦煌文书记录表明:使用砖墼、泥沙材料进行的诸项建造、维护工作属于敦煌泥匠的业务范围,具体有垒墙、上泥、铺设暖堂、盘炕、盘灶、盘壁炉、造地炉及甃垒等多项活计.泥匠是建造工匠,灰匠、塑匠是装饰工匠.敦煌民众对泥匠、灰匠、塑匠的执业界限非常清晰,在支出记录中分别以上泥、上赤白、上沙麻加以区分.泥匠职业有泥匠都料、泥匠博士、泥匠、上泥小工等几个级别的技术分工,不同的施工内容,使用的工匠的技术级别不同.透过泥匠的工作时间,展现出敦煌百姓以立春、寒食及九月为时间节点的"居"生活风貌.有赖敦煌文献的详细记录,此前传世文献所缺载的唐代地仗工艺、造墼工艺、垒舍工艺等一系列泥作与装饰工序都形象而具体地复原出来.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

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并非官社 ,而是纯粹的私社 ,官社虽然存在 ,但由于材料太少 ,很难做明确、具体的说明。敦煌的社邑虽是以各阶级、阶层混合结社为主 ,但按阶级、阶层结社的现象也确实存在。依据具有实用性质的敦煌社邑文书进行量化研究 ,敦煌社邑的活动是丧葬互助活动最为频繁 ,也最为重要 ,春秋二社和佛事活动的频率大体持平 ,亦均属社邑的重要活动。     

《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

北洋时期政治体制下的司法制度如何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是该书关切的主要问题。在充分了解该主题既有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海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该书以孙中山、徐谦、王宠惠、居正等人为论述点,按时间先后分阶段叙述司法党化的流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有关司法党化论争的考析,揭示了执政党(国民党)内外各方的理念冲突、派系斗争、利益纠葛等隐性原因,颇具新意与     

敦煌乐舞团成立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丝绸之路》杂志社自1992年创办《丝绸之路》杂志以来,已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刊物杂志社,多年来,杂志社在传播甘肃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促进丝路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5月改制为甘肃丝绸之路杂志社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以来,公司不但强化了《丝绸之路》杂志的采编工作,进一步突出了杂志的特色和品位;更加在以刊物为阵地,多元化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拓,通过召开文化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