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华侨华人与俄联邦的移民政策

20世纪末, 伴随着中俄改革的大潮, 大批中国人涌向了俄罗斯, 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华侨华人群体, 他们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试图求本溯源, 客观地去认识自17世纪中叶以来华侨华人在俄苏的历史, 揭示、反思新一代华侨华人在俄国的生存发展状态和社会历史背景及他们在俄罗斯各国移民中的地位, 分析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对华侨华人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及俄罗斯联邦政府十多年来移民机构、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政策变化, 以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华侨华人如何在俄罗斯这片热土上更好地发展, 从而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加快两国的经济建设步伐做出更大贡献。     

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变化初探

二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变化最大,影响最为深广的就是在集中其人口85%以上的东南亚。相对于欧美华人社会享有的“人才库”之誉而言,东南亚华人社会堪有“钱库”之称。华侨华人活跃于东南亚经济舞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角色本身也因场景、剧情、执导的不同而随形就势,变化多端。拙文正是力图从阶段、特征、趋势等层面探讨这一地区战后以来华侨华人经济变化的轨迹。     

有关缅甸华侨华人族群的几个问题

缅甸华侨华人是一个重要的族群。然而 ,长期以来却受到了忽视 ,成为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从缅甸华侨华人的人数、籍贯构成、经济状况的发展演变和文化等几方面 ,勾勒了缅甸华侨华人社会的大致轮廊 ,并分析了二战后缅甸华侨华人社会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1920年代旅苏华侨的悲惨遭遇及其原因

1920年代,苏联国家新立,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掠夺华侨财产成为苏联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手段包括以莫须有的罪名诈取华侨财产、发行毫无价值之公债、征收苛捐杂税以及使用各种行政手段直接没收财产.旅俄华侨受虐待的主要原因包括俄国社会传统的“黄祸”思维的影响、苏联政府处理涉侨事务的新思维以及旅苏侨界根深蒂固的矛盾.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旅苏侨界被苏联政府“以华制华”的策略所压制,逐渐走向衰落.     

从粤闽侨乡考察二战前海外华侨华人的群体特征——以五邑侨乡为主

海外的几千万华侨华人来自不同的祖籍地 ,中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差异都必然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影响 ,使之形成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掌握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前提下 ,还应该深入了解他们的多样性     

周恩来与缅甸华侨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周恩来曾九次访问缅甸,在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解决缅甸华侨问题的思想,从国籍选择到解决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婚姻等方面问题,均围绕华侨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这一核心。历史证明,这些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     

奥地利华人的移民历史和社群分布

论文在对二次大战前后奥地利华人历史和经济活动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20世纪80年以来奥地利华人的社群分布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多种华人移民潮和流向相互交错之下,奥地利的华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社群,无论在移民来源地或是社会经济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源于这种多元性,华人社会内部出现了阶层划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东西方冷战结束这两种因素,使奥地利的华人移民景观发生变化。"中国移民新秩序"格局的形成,对中国人的全球性移民造成深远的影响,延及奥地利。冷战后东西方集团取消政治边界,使奥地利成为中国移民在流向西欧﹑东欧或是南欧的旅途中最受欢迎的过道。奥地利因此从非侨乡新移民的临时落脚地转变成中国移民的安身落户之所。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 ,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却值得注意     

战后经济动荡中的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

忽视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的生存环境便不能充分理解当代华人、华侨社会的历史特性及其经济变迁。本文立足于国内可见资料,力图对战后这一社会群体诸多特征的历史生存基础进行一个基本理论的分析,并对华侨历史研究中传统的某些结论进行反思,以求对这一社会群体的历史特性及发展道路作出科学的解释。     

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日本华侨社会

与世界各国华侨社会相比,日本华侨社会无论是从历史形成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状况来说,都有很大特点。华侨社会尚未当地化便是其最大特点之一。本文拟在史料研究基础上,分析日本华侨社会特点;根据社会调查①结果,把握日本华侨的意识变化,探讨日本华侨社会华人化、当地化的进程。一尚未当地化的日本华侨社会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华侨社会在激烈变动的国际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中,发生了当地化（华人化）立质变。世界三千万华侨、华人有90％已成为居住国公民。其政治认同、政治权益和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重心已由中国转移到居住国。同时,…     

俄罗斯华侨历史概述

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华侨问题就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学者的注意。俄罗斯华侨见证并参与了远东地区的开发和十月革命, 而后又经历了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无数华侨为苏维埃政权的诞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与此同时, 复杂多变的俄(苏) 中两国关系以及远东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对俄罗斯华侨的命运产生了种种不利影响。本文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以及苏联时期三个时期, 对19 世纪中期至20 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华侨历史进行考察,以加强两国学者对俄罗斯华侨问题的了解和交流。     

Chinese Business and Ethnic Equilibrium in Malaysia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s often led to tens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politically-dominant ethnic group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in Malaysia over three decades, and suggests a way to understan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hinese and Malays over the economy. The analysis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two contrasting views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businesses: one which sees the state as using the Chinese for their present skills on the way to reducing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and another that sees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networks as giving added leverage to Chinese capital over the stat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simple Chinese versus Malay view of ethnic conflict is no longer useful, and suggests that approaches to ethnic conflict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play of two key variables—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indigenous society.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both, resulting in reduced levels of ethnic scapegoating and broader political support for higher-growth strategies over narrow ethnic redistributive issues.     

印度尼西亚民主化改革以来华人经济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新政府逐步放宽了对于华人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华人经济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改善。传统的华人大型企业集团经历战略重组、结构调整、优化布局后逐渐恢复元气并拓展了业务,新兴华人企业集团开始崭露头角,华人中小企业也逐步发展壮大,尤为重要的是华人开始组建经济类社团组织,借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加速扩大华人经济的商业网络。印尼华人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推动了印尼国民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为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个特殊社区的历史轨迹：松坪华侨农场发展史

从 2 0世纪 5 0年代到 70年代末 ,我国先后在广东、福建等省区建立、扩大华侨农场 ,以安置归难侨 ,福建省的松坪华侨农场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社区 ,它在人口构成、对外联系网络、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华侨农场逐步转型 ,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各项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 ,华侨农场如何与时俱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 ,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     

海外华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卷调查研究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董事长和总经理级别的华商作为主要调查对象,总结分析华商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动机、需求及困难和风险。调查发现: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绝大多数华商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响应。华商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认识到位,但部分华商对“一带一路”性质认知存有偏差。第二,华商参与“一带一路”的主要动机是民族情感需求和经济利益驱动,两者得到满足或平衡时,参与动力最强,积极性最高。第三,华商参与“一带一路”普遍存在渠道不畅、项目对接难、融资难度大、跨境资金流动难、汇率波动大等实际困难。第四,华商在参与“一带一路”中主要面临政治、经济和法律三大风险。建议引导华商参与“一带一路”,要充分考虑华商的特殊性,注重情利等值原则,让华商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情利双收,实现共赢。     

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探讨--以广东侨乡为例

包括港澳台资本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华侨资本在内的海外华资,一直是中国外资引入的主力军,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广东侨乡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广东侨乡为例,论述了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进程,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试对这一资本流入进程进行理论阐释.而且,通过对广东侨乡的分析,探讨海外华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应.     

制度视角下的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历史、现状与发展

论文介绍了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的历史演变,具体分析了1984年以来各地政协在组织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机制方面的总体情况和影响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因素、具体实施的主导形式以及制度化的内在必要性。得出以下结论：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是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制度的积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作为列席代表的形式比较符合实际;在国家层面特别是全国政协可以考虑对各地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加政协活动进行制度化规范。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论福建侨乡优势与地缘文化

福建是我国重点侨乡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海外华族尤其是众多的闽籍台胞的作用有密切关系。福建侨乡的这种优势既建筑在地缘经济的基础上,深层次原因更与地缘文化有关。由此出发,作者力图通过对福建地缘文化特征的分析,深化对侨乡优势的认识,进而对开发地缘文化资源,培育侨乡优势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