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土地买卖”辩

持战国土地买卖说的同志,依据有二:(1)《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其实,这两条史料都不足为据。 《汉书·食货志》虽然引用了董仲舒说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的话。但《战国策》、《史记》却只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各以差次名田宅”,根本没有土地买卖之词,就连班固本人,在同书中,也只是讲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同样不提土地买卖之事。再拿云梦秦简来看,其中“顷畔”、“盗徙     

从五年诏令和《二年律令》看汉初的土地政策

田制是民著籍立户以后,以户籍为凭据,而后有田宅,即所谓的占田,是商鞅变法为奖励自耕农大规模的垦田和将农户固定在土地上而设计的一种土地制度。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名田制的确立,战国时期普遍授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得到国家的认可。汉兴之后,承袭了秦的名田制度。汉初实行的授田制不同于战国时期的普遍授田制,是国家为奖励军功或振济贫民、流民的一种方式,授田制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土地制度到汉代便已经不复存在。汉初的授田制只是战国普遍授田制的孑遗,成为了调节土地占有矛盾的辅助手段。在西汉初期,政府实行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名田制,名田制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笔者将根据出土简牍《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律文进行论证。     

谈临沂银雀山竹书中的田制问题

《文物》1985年第4期又公布了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竹简,其中涉及田制者颇多。读了之后,有一些想法,提出来就教于高明。我在《解井田制之谜》一文(《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中,从提封田入手探讨井田制,认为井田制和提封田一样,都是一种计算土地的计量制度。这个论点在银雀山竹书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其中《田法》篇(篇     

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杂识

文献中所记载的历代田土数字是否可信 ,学界曾有过许多考证和讨论。何炳棣先生《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 995版 ) ,是其中甚具影响的一种 ,但也存在着一些可议之处 ,兹略述如下。首先 ,从“中国历代”的角度看 ,书中所论存在许多空白点。本书是以西汉的提封田、宋代的经界、明初的清丈等几个点为中心来展开论证的 ,其中着重论证的是明清的土地数字为赋税单位而非实际土地面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土地数字成为赋税单位 ,是东汉以来始终如此 ,还是存在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如是后者 ,它又是怎样演变的 ?转变的契机何…     

井田学说与小农经济下的均田思想和农地产权

井田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引起过长期争论.井地制不等于井田制.井田学说的中心点是均田,井田制以并田学说定位,同时必须包含均分土地、私有产权、规定税率三个要素.中国古代私田的普遍化是通过国家政策得以实现,而这个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又是由孟轲恒产论和"必有圭田"说从根本上做出解释.私人占田到一定时期,就出现土地兼并,导致占田不均.解决占田问题的措施有限田令、均田令、王田令等,提出的方案如农地自耕农化等.农地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围绕着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它又涉及两个不同问题.一是就业人数与耕地面积的关系,二是生存人数与耕地面积的关系.     

汉代地主的类别

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以土地买卖为主要标志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产生,并且得到初步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封建地主的人士地私有和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实质是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走马楼吴简“隐核波田簿”复原整理与研究

走马楼吴简“隐核波田簿”中,原释文“兼”当释作“芜”,“毁”即“败”。从利用揭剥位置示意图、文书书式和笔迹等初步复原整理出的“隐核波田簿”来看,该筒册由上行文书和诸乡两份对应的陂田簿籍构成,是郡县下敕令由劝农掾隐核诸乡陂田而制作的册书,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兴复陂田。文书交代了隐核陂塘田亩的行政过程,陂田簿籍则详细登录了陂塘废败或完好的情况,灌溉陂田的数量,陂田的垦食者,因陂塘废败导致陂田枯芜以及重修开发所需的人功数等具体情况。     

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

引言:问题的提出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 ,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2 0世纪2 0—3 0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     

汉代限田制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土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授田"与"授田制"是不同的概念,汉代虽然存在授田的现象,但并不存在战国授田制那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军功授田、民户自有的土地以及买卖而来的土地是汉初名田的三个来源。汉初,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量限额,目的是维护既存的等级制度和抑制土地兼并。因此,汉代名田制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尚书》文字考－－兼释《《战国楚竹书·缁衣》有关的几个字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其中包括《礼记·缁衣》篇等重要经学文献。作为差不多同时代、存在文献学上宛密关联的出土材料《郭店楚墓竹简》也保存了今本《礼记·缁衣》篇文字。两种出土文本记载的《礼记·缁衣》,主要有6处援引了《尚书》的有关文字。这几处引文,对于比勘传世文献,研究经学史上诸如版本、异文等一系列有关重要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作些初步讨论。     

从秦简《日书》看牛郎织女故事之形成与流变

出土文献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两则与牛郎织女传说相关的史料,这为解决牛郎织女故事形成时间上限、传说早期形态、起源地等问题提供了线索。秦简《日书》出土于湖北云梦县战国末期秦墓中,因此战国末期应该是牵牛织女故事形成的时间上限,简文说明牵牛织女婚姻悲剧故事此时已经成型。睡虎地《日书》浓郁的楚文化特色为诸多起源说之一汉水说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     

“■禁丞印”补证

秦封泥“□禁丞印”,文字经考证,应为“■禁丞印”。“■”同“玤”,地在秦汉时古渑池,春秋时期“玤宫”作为周王“离宫”,具备苑囿等可供游玩的职能。战国时期,秦国取得渑池后,将“玤宫”和苑囿提升到新高度,专门设立“玤禁”负责离宫和苑囿安全。随着秦朝灭亡,汉初革秦制,“玤宫”及附近苑囿最终被更名后的“渑池宫”替代了。四枚同文秦封泥的存在,是这段变革历史的见证。     

“■禁丞印”补证

秦封泥“□禁丞印”,文字经考证,应为“■禁丞印”。“■”同“玤”,地在秦汉时古渑池,春秋时期“玤宫”作为周王“离宫”,具备苑囿等可供游玩的职能。战国时期,秦国取得渑池后,将“玤宫”和苑囿提升到新高度,专门设立“玤禁”负责离宫和苑囿安全。随着秦朝灭亡,汉初革秦制,“玤宫”及附近苑囿最终被更名后的“渑池宫”替代了。四枚同文秦封泥的存在,是这段变革历史的见证。     

南京秦淮区宝塔顶10号院战国墓发掘简报

2007年,南京市博物馆在中华门外宝塔顶10号院发掘清理了一座战国末期的土坑墓,这是南京主城区战国墓葬的首次发现,为南京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新资料。     

试析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的“蝇”字

本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篇中“蝇”字的字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特殊的写法是由于字形讹变造成的。     

五年琱生■、六年琱生■铭文补释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两铭的几处疑难字句及通篇大意作了新的释读。提出“伯氏”应指召伯虎,为涉讼的男一方。“宕其叁”、“宕其贰”,“宕其贰”、“宕其一”恰与《周礼·夏官·大司马》上地、中地计赋办法相合。两铭所反映的琱、召两家之土田纠纷,以碉氏赔偿贝和归还多占的土田(邑)做结。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结构分为两类,出土了大量器物。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标准器,可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其年代应处于战国早期,此墓葬为研究浙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过渡及战国时期墓葬葬期提供了新的材料。     

齐量制刍议

齐国量制本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从战国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与其他诸侯国量制趋于统一,"斗"进入齐国量制系统。这一过程并非是突然发生的,"斗"初始用"/卮"来指称,在《考工记》中"豆"这一旧量单位被借用来表示"斗",直到战国末期"斗"方正式成为标准量制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