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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纪事本末作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体裁,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始,到清末李有棠辽、金纪事本末撰成,中间以宋、明纪事木末为契帆,可以明显地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究竟如何?它们是怎样形成的?本文即对这些问题略抒管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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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重印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采用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中的重要校文作注,校正了胡刻《通鉴》的大量错误。章氏除以宋刊本九种自校外,还采用了张敦仁、张瑛、熊罗宿诸人校记。其中张敦仁于明刊《通鉴》外,兼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参校,为《通鉴》校勘别启蹊径。范祖禹《唐鉴》叙事皆用《通鉴》原文,但很少有人注意及此。我近来拿它(国学基本丛书本)和标点本《通鉴·唐纪》相校,见其中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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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以后,宋代学者在他的影响下从事编年体历史著作的很多,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都能卓有所成。特别是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对于史书的编纂,别启蹊径,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袁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中进士,由温州判官,历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官,卒于宁宗开禧元年(一二○五年),年七十五。《通鉴纪事本末》是他中年时代的著作,晚年研究易学,著有《易学索引》、《易传解义》、《周易辨异》、《易童子问》等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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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文化》1990,(3)
我国史书的体裁,到唐朝时.仍然是编年和纪传两种,编年体以年月为纲,纪传体以人物为主,二体各有优劣,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有较详评说.实际上,我国史学著作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一种新的体裁来救这两者之偏.及至南宋,果然出现了一种新体裁的史书,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生于绍兴元年,卒于开禧元年(1131—1205),享年75岁,他幼年力学,试于礼部,词赋第一,调为温州判官,教授于兴化军.至乾道七年(1171),任礼部试官,随后任太学学录,又出为严州教授,迁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官权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后又任右文殿修撰、知江宁府,末年提举太平兴国宫,闲居十年而卒,就在他任严州教授时,编成《通鉴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一书,计共二百三十九事,分为四十二卷,概括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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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七《争国本》载:(万历十八年)十月,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率群臣合疏请立东宫。”查《明史》卷一百二十《七卿年表二》:万历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五月吏部尚书是宋纁而不是朱纁。查《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九载:“(万历十八年十一月)先是序班刘文润以输银助边,调添注詹事府录事,大字士申时行等题:詹事府清华重地,虽守领官不宜以赀郎升除下吏部,改补别用。尚书宋纁以病乞罢,慰留不允。”查《明鉴》卷七,纲:(万历十八年)三月以宋纁为吏部尚书。目:纁前为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灾,酌盈虚,筹缓急,上下赖之,及移吏部,绝请托,奖廉抑贪,痛惩黠吏。于政府一无所关白,屡乞休,不允,卒官。查《明通鉴》卷六十九神宗万历十八年:三月改户部尚书宋纁于吏部,工部尚书石星于户部,命督陵工,工部尚书曾同亨回部官事。查谈迁《国榷》卷七十五神宗万历十八年:三月丙辰,宋纁为吏部尚书。以上所查材料完全吻合,万历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五月吏部尚书是宋纁,且《明史》有《宋纁传》,所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所列条中的朱纁应为宋纁,为谷应泰之误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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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春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23(1):80
《明史纪事本末》(以下简称《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卷8《北伐中原》载:车驾至汴梁,召问徐达取元都计,达答毕,上据图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旷,利骑战,不可无备,宜选裨将提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由秦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明史纪事本末》其他版本,如《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筑益堂藏板刻本、江西书局刻本、广雅书局刻本、本卫藏板刻本、畿辅丛书排印本和万有文库本等均与中华书局本同,然《明太祖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却言:“下山东之粟,由邺趋赵。”北伐大都为朱元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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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嵩 《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07,1(1):74-81
南宋时期的《资治通鉴》注家注本可分为三类：以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为代表的《通鉴》专题注释，以《陆状元通鉴》等为代表的《通鉴》节本注释，和以史熠《资治通鉴释文》为代表的《通鉴》全书注释。这些早期注家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胡注”的直接渊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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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华林甫宋、元之际胡三省（１２３０～１３０２年）以三十年之功而注《通鉴》,广征博引,穷波讨源,堪为一代名注。胡氏长于考据,尤其精通地理,尝言＂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至为确论,举凡地名之异同、山川之方位、郡国州县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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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有绪现收藏于当代收藏家手中的我国明朝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孙传庭遗留下来的十一首旧体诗手迹,曾历经清代道光、光绪两朝七位收藏家收藏、二十三学士题跋后并装裱成卷。该手卷长1000、宽40厘米,且至今保存完好。而关于明末名将孙传庭本人生平及事迹,我们可以从《明史》、《明史通鉴》、《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演义》以及现代作家姚雪垠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考证并查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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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明嘉靖二年(1523年),自日本前来朝贡的大内与细川使团先后到达浙江宁波，双方互争真伪，引发冲突。大内方追杀细川方使者，拒敌官军，掳走宁波卫指挥袁琎。这一事件国内学界称为“宁波争贡”,日本学界称为“宁波之乱”。事后未能脱逃的日人遭到羁押，细川方使臣宋素卿也在此列。嘉靖四年(1525年),宋素卿以谋判罪论死。多数文献的记载仅止于此，而《明世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称素卿即时就戮，《殊域周咨录》《明史》等则认为其瘐死狱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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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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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6)
晚清韩善徵撰《蒙古纪事本末》一书,为纪事本末体裁历史文献,着重记述自公元七世纪至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蒙古部族的活动以及在蒙古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书史料引用较为广泛,体裁写法独特,观点多有新意,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史学著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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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编年体裁史书发展,纪事本末体裁和纲目体裁史书的产生以及史论的发展,和《通鉴》有一定的联系。“资治”是《通鉴》的指导思想,但《通鉴》没有提供有效的经验,使封建人主实现“资治”的目的。司马光不是从历史实际中总结盛衰经验,而是把历史看作礼教观点不能破坏的证明。他认为治乱安危之本源,在人君之心。司马光强调人君“用人”对国家治理的意义。他没有否定天命史观,但天命史观已经淡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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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鼻班”事件是发生在明末清初金坛、溧阳地区的一次奴变事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中有所涉及。但该文论述尚不够详尽,某些观点也有可商议之处,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讨论。 一、对《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一文的商榷 削鼻班事件发生于金坛、溧阳二县。其记载散见于方志及私人笔记中,集中载述此事的在金坛有于墉《金沙细唾》,在溧阳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金沙细唾》主要记述了甲申（1644年）五月和乙酉（1645年）六月发生在金坛县境的两次奴仆暴动;而《濑江纪事本末》则记载了乙酉（1645年）五月至十一月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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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认为《明史》卷43《地理四》把崇义建县的时间误为“正德十四年”,经考证应是“正德十二年”;《明史纪事本末》卷48则把“崇义县”误记为“安远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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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人李延寿之《南史》与《北史》,合称《南北史》,凡１８０卷。其中《南史》,叙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之事,合四代之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而成南朝史,凡８０卷;《北史》则叙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之事,合《魏书》、《北齐书...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