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

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沈予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分共”,这是国民革命从胜利高潮转向失败的历史转折时期。本文拟以历史档案、文献所反映的事实为依据,探索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前后日本“币原外交”、“田中外交”对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及战略意图——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熊沛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了“实现日本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即在东亚确立以日本为霸主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①，日本外交的任务因此已不仅是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及控制局部地区，其...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的首相原敬极力强调:“国际协调”;改革对华外交,实行“不干涉政策”。当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时,原敬内阁、高桥是清内阁先后声明:“不干涉中国内争”,不准日本军人介入     

从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论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本文拟以外交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基本脉络,剖析在东京交替出现的“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的特征,揭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走上武力侵华道路其政策形成的真相。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围绕大沽事件的日中关系——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个侧面

中国国民革命时期的1926年3月12日,在天津的外港大沽发生了日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即所谓大沽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一直有许多误传,在中国这种误传尤甚。本文旨在弄清大沽事件的真相,兼论该事件对后来的“三一八”事件的影响,以及日本方面围绕大沽事件的反应,特别是币原外交采取了怎样的对策等。由于篇幅所限,虽不能展开充分讨论,但也想尽其可能地探讨一下。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

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情报丰富、流程明晰,表现出很强大的决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华外交理念的差异,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双方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达到了对华"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本质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主义外交的"二元化"。这一特点明确地体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