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资产收益权信托

随着信托行业的不断的创新发展,各类信托产品层出不穷,其中“资产收益权”类产品尤为引人注目,以致于投资者纷纷争先恐后地购买该类信托产品。但是,这些投资者虽然选择了资产收益权信托类产品却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毕竟信托公司的刚性兑付使得投资者们无需忧心资金安全问题,同时投资者仅仅关注于投资收益。然而,随着“安信信托诉昆山纯高案”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厘清资产收益权信托概念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达成统一意见。那么,资产收益权及资产收益权信托的概念具体是什么,这都需要我们接下来一一讨论赘述。     

上海金融界“民十风潮”述略

“民十风潮”亦称“信交风潮”,系指1921年发生于上海的大量交易所和信托公司旋启旋闭的事件,其实质是一次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该风潮“波动之巨,影响之大,在经济史上永留下不可掩没之污名”。     

美丰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

见尚有几种面值的纸币迄今尚未发现。该行于1935年5月经营外汇投机失败。宣告清理。四川美丰银行总行设重庆,！922年成立,主要股东是留沪美商欧文信托公司,资本为美金100万元,合中国银币200万元（当时美金一元折合中币二元）,该行在重庆发行纸币50万元,到了1932年美商资本被美丰银行是美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有上海美丰银行、四）11美丰银行和福建美丰银行等,现分述于后：上海美丰银行是美商欧文信托公司联合中国商人主办的,总行成立于1918年,根据美国康奈克特州的法律,1917年在美国注册,总行设L海,另设分行于天津。上海美丰银…     

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披荆斩棘的勇士——怀念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吴仲超

仲超同志于一九五四年由华东大区调来我院担任院长,至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因久病逝世止,为我院的整顿、发展,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开辟道路,呕心沥血三十年。 仲超同志是一九二八年于上海入党的,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白色恐怖弥漫,时常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他在上海、无锡一带,为党做了大量工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礼券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为旧中国商业银行之一,主要由中国、交通两行投资,于1914年创立。初名新华储蓄银行,额定资本为100万元(后改为200万元),总行设在北京。上海为分行之一,1919年设于天津路鸿仁里口。1926年新华储蓄银行改称新华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改组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王志莘出任总经理,孙瑞璜为副经理,并将总行迁至上海,地址为江西中路255号。     

数字

3028封上海一位名叫朱良俊的父亲,明确把"父教"当成一门可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一种实现自我人生理想的追求。八年家书,每天一封,写给远在德国的女儿,至     

《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即将出版

上海是我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发源地,也是旧中国广播电台最集中的城市。数量繁多、形形色色的上海广播电台,长期以来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本书汇编了从1923年1月上海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的中外文档案及报刊资料,计53万字。本书为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史以及中国新闻史、广播史、档案史提供了丰富     

《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

在抗战期间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上海华商信托机构数量剧增,信托业务也有所发展;但信托业的资本、资产总额极大缩水,业务经营中投机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强,信托业务在行业的总体业务比重中,仍然微不足道。与战前以及战后相比,战时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呈畸形繁荣状态,金融信托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演愈烈。信托业只是充当了上海市面富余资金牟取暴利的一个载体,依旧无法发挥长期资金融通与财产管理功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分业。     

近代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商团组织,万国商团肇始于1853年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其有华人参与,已是在54年之后。万国商团中华队,前身名为"华商体操会",组织于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之后,由买办虞洽卿等人发起,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华人商团之鼻祖。1907年3月,华商体操会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骥附万国商团,成为其中一支,变该组织之族群隔绝为华洋共存。华员群体始有83人,后不断壮大,经不懈努力,破除种种之束缚,渐有平等之地位。1932年10月,华人于万国商团设置翻译队。1942年9月,终随万国商团之解散而复员。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规模虽然不大,但在上海城市史上居于独特地位,亦是许多其他华人商团效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