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晚清名人

鸦片战争前三年出生,辛亥革命前两年辞世的张之洞的一生,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一生。因而他一生的政治活动自然也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包括流芳千古者和遗臭万年者——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梁启超也说过:“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资鉴者也。”本文试图从张之洞与其所处时代的“许多单个的意志互相冲突”以及他的许多特殊生活条件来展示他走过的道路,期望能“为现代人一般人活动之资鉴”。     

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

一、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原料,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并有相当部分遗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梁启超曾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①由于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可能再现,也不会重演,因此,史学家只能依靠众多的反映以往历史的史料为中介,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可以说,如果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研究也将成为无米之炊。 史料从其来源形式上,可以划分为文字记录史料…     

勇任劳作 流恵后学──读张本政主编的《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

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是易知易晓的，故凡从事中国历史研究者，莫不从梳爬史料着手，循序渐进。然而面对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人皆有望洋兴叹之慨。前贤虽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孜孜以求．但“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自然铁则，任哲人智士都是奈何不得的。纵观古今史学家，精于一学的专家尚不乏人，贯通古今的学者实不多见。其成因固有种种，但观察两者治学轨迹，其收集整理史料所耗精力甚多，限制了各自的学术成就。年年代代，几乎每位学者都为读、抄史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不惜皓首穷经，以身许学。这一方面造就了耐住寂…     

历史学家如何经世致用——郑天挺的经验与意义

发扬中国史学特别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既要重视一般理论的探讨,更要重视史学家个体经验的发掘整理,以资示范与引导。郑天挺的经验就是很好的案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等特点：他“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入世”以善作致用之学、善用忠恕之道、善谋民生之需、善于学以致用为特点。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成果需要走出书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正确认识史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历史、历史学和史料的确切含义。作为区别于自然史的人类社会史,其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也就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正如李大钊所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浅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客观性"是历史学科独立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有所不同。由于历史活动中必须要有人的参与,历史研究是关于人类的活动历史研究。这样就无法完全的排除主观性的的存在。但是历史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鉴别运用,在历史叙述中保持客观公正,对史学思潮辩证对待,提出合理的历史解释。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中应该持有的学术的良知和史学技艺。     

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

《历史研究》编辑部:我是中华书局的退休编审,也是贵刊多年的忠实读者。读了贵刊今年第1期发表的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以下简称《近》)一文,对将建国后的史学家划分为对立的“史观派”和“史料派”,有些不同的看法。零星片断,难成系统,不足成文,仅供参考。一、《近》文所谓“史观派”,是指早在建国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家而言。作为史学家,他们只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指导,来研究历史,并没有否定具体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作为“史观派”领袖人物的郭沫若,本身就具备极深的史料考证功底。他在上世纪以考证方…     

郭沫若的史料学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史料学上有很大的贡献。本文试图对郭沫若有关史料学方面的论述,作一初步的介绍。一郭沫若曾反复强调说:“我们要研究社会现象,社会进化,要有科学的头脑,科学的方法与吃苦的精神。我们要把一切真实的史料搜集起来。若是没有史料而谈社会史,简直是笑话”。①“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马克思主张尽可能占有大量资料,也说明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②“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炊事员仅抱着一本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责任。由此看出,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③     

灾害及其防御和应对——“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各种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人类的避灾、防灾、抗灾的意识、措施、技术、制度也随之诞生并不断进步和发展,对灾害的救治起到了积极的资鉴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力度越来越大,因环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论萧一山的史学成就与特色

萧一山为我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穷毕生精力完成了一部 40 0万字的巨著———《清代通史》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创见 ,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太平天国史料 ;提倡用“博”、“约”、“通”三步骤研究历史。萧一山的史学思想和实践具有文化理想、民族主义、经世之志三大特色。他是民国史学界不偏于疑古、考古、释古而三者并重的史学家。     

古今志书入志人物标准谈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人的活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同时,人的活动也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历史的记述是难以与人的活动分离．故清人兰鼎元说：“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     

《周易》教育思想探析

《周易》探究宇宙万象以期揭示其客观规律,立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命题,秉持"天人合一"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就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教育活动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对于师生关系,教育的方法、内容、目标等均有所论述,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源头和渊薮,《周易》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积极的启发和资鉴作用。     

考据是必要的

一个时期来,围绕着考据学的问题,史学界发生了不少争论,同时旁及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以及今后史学发展方向问题。一些人提出了“回到乾嘉时代去”的口号,另一些人则担心史学家会重新钻进“象牙塔”,我则有些不以为然。考据学派本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历史在近两百年内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今日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的中国,史学家会真的钻进所谓“象牙塔”,回到“乾嘉时代”去吗?我有些不信。我倒想到一个问题,从中国史学的现状看,从培养一代史学新人的角度看,是否应对“考据学”作必要的评价,并使之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因素呢?因为我认为,…     

荀悦《汉纪》在史论方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自从《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史书而有评论,即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历代的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史论的撰写。一部史书的史论,往往是其作者写人记事的点睛之笔,是其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我国古代史学,如同他在史料编纂方面有其特点,有其发展过程一样,在史论撰写方面,也有其特     

盛世修志 继往开来——写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两周年之际

古人讲,“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将之称为“一方之全史”。我国历来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传统。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修纂的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为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早在1957年,国务院就已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到2006年,我国已基本完成了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为了保障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还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施行两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展望我省地方志工作,对促进全省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陈寅恪与费正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有许多争议,文中选取两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和费正清,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有新的答案。学术界最近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是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就是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认为。同时对于费正清的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他可贵之处。     

历史小说不妨厚诬和粉饰

一部历史文学杰作,一定是杰出在“文学”上;但批评者否定一部历史文学创作,都只需指斥其违背史料之处——所谓“胡编滥造”。因为中国历史小说,源于宋元特别是明朝中叶以来将《资治通鉴》等史书通俗化,以及普及历史的社会风气。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到《通鉴节要》再到“按鉴”、“通俗演义”,这条将《通鉴》、《纲目》等史书逐渐普及化、通俗化的道路,     

从强调“一般”到侧重特殊——4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学的动向之一

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漫长过程。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认识,简单等同于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史学界最初的理解之一。这种理解长期以来支配着中     

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

由于历史相对主义的尖锐挑战,在现代西方史学中,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自信已大不如前,没有人再敢像19世纪的阿克敦爵士那样确信,史学家们在经过一番艰苦的史料过滤或提纯工作之后,会得到一种“终极的历史”的回报。但历史客观主义就其以求真求实的特性而言却并未过时,仍然是西方史学立命安身的本钱和专业史家首选的职业道德准则,这是因为史学要屹立于科学之林。就必须服从科学的起码要求:对客观实际持有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