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艾约瑟的“唐宋思想变革”说

当代学术发展日益重视学术史的反思。西方汉学之根基常常追溯到十九世纪。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唐宋变革思想"说在学术史上的变化己引起广泛的讨论,但学者们比较关注其逐渐完善的过程,而忽略其草创期之发源。实际上,早期传教士的汉学论题中已经提出唐宋时代思想在文化领域的急剧变化,或可视为唐宋变革论之滥觞。根据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1886年《华北的秘密教派》一文的提示,十世纪是一个关键的变化期,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儒生从关注文学和佛学转向关注哲学,其中关注易学更不容小觑。此观点乃后世所谓唐宋时代从文学到道学变化之先鞭。艾约瑟还指出,宋代印刷术之发达,有益于当时人保存更多文化资料以及接触儒释道思想,从而引起思想上的变化。     

“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变革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这组笔谈主要从宋史研究的角度展开,首先是基于日本史学界唐宋变革论的核心观点是"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其落脚点在宋朝;其次是近十几年国内唐史学者对此关注较多,而从宋史研究的角度考虑的还比较少。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能引起更多的唐宋史研究者对唐宋变革论范式意义的思考。     

内藤湖南“唐宋史学变革”说阐微

内藤湖南发现唐宋之间的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变革:史学风尚由推崇客观精神转为注重主体意识,并由此引发了史书编纂由崇尚赅博到注重深识、史文义法由崇尚骈文到注重古文、史料处理由崇尚照录到注重别裁、史学批评由左道末流到蔚然成风、史书注疏由忠实原著到借题发挥等一系列变化。伴随史学精神的变迁,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呈现多元化、学理化、体制化的特点。唐初史馆实行的众人分纂法造成了"传统史法"弱化,"一家著述"消退,史家主体意识沉沦。宋代虽一度出现"传统史法"复归的现象,但终究未能阻遏史学变迁大势,反映出这一趋势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逆转性。内藤湖南在阐发"唐宋史学变革"说时以"会通"为理念,以"明变"为旨趣,运用联系的方法,从经典史籍、关键史家着手,采用不拘学理的方式,将自己的研究活动视为史学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日信托法委托人法律地位的比较研究

委托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在信托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中日两国在信托法上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处理,相对而言,中国的信托法比日本的信托法更强调对委托人权益的保护。本文旨在围绕信托制度本土化所必须探究的这一重要问题,阐述管见。     

20世纪宋代法律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宋代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上半叶成果不多,80年代以后才快速发展,在综合研究、立法研究、刑法研究、民事法研究、司法制度研究和法律献的整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已经被揭示,宋代在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然而在学术规范方面还存在问题。目前,要花精力多搞些实证研究;要借鉴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充实和拓宽宋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领域,注重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法的动态及功能研究。     

“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

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 ,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 ,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 ?这一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 :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 ,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 ,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 ,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 ;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 ,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 ,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域或时段的改变 ,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社会道德与妇女形象——两《唐书·列女传》与《宋史·列女传》对读

唐宋社会有所区别。经过五代十国之分裂,宋重新统一国家,需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对妇女的规定方面树立了列女形象。两《唐书·列女传》与《宋史·列女传》中列女的不同体现在“取材数量”、“选择标准”、“命运”兰方面。     

“实践中的唐宋思想、礼仪与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促进研究唐、宋两个断代学者之间的交流,加强唐宋史研究中的资料、方法与问题的沟通,推动唐宋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华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国唐史学会联合主办“实践中的唐宋思想、礼仪与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会”。会议于2010年5月28—30H在北京召开,     

“《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6月14～15日,“《天圣令》研究——唐宋礼法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研究》编委会共同主办,并得到了“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被边缘化的群体和被边缘化的法律——对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的法律思考

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属于社会转型时期被边缘化的劳动者极端地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式。该事件不仅暴露出劳动密集型企业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折射出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缺位。同时,富士康在对＂跳楼门＂事件的处理中也存在着与法治精神和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的地方。本文就富士康＂跳楼门＂事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唐宋时代的科举与党争——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唐宋之间的种种变化,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但对该说的实证基础进行追问表明,其所依托的史实基础并不坚实。其关于"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的界定是建立在对六朝隋唐时期贵族政治角色的夸大和对宋以后臣宰职能过于贬低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其关于唐代科举考试内容存在误判,忽略了唐代科举制为寒庶之士打开仕进之门的作用,不适当地强调了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改革的作用;其关于唐宋朋党性质变化的判断,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并存在对唐代牛李党争的牵强理解甚至误判,对宋以后朋党性质的解释也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     

近代妇女陋俗变革的历史轨迹与理性审视——以“禁女学”为例

在中国传统风俗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禁女学"陋俗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随着西方文明渐入中国,严重影响中国妇女生活的妇女陋俗的变革首当其冲。兴女学是其中的代表。历史的延续使许多陋习在当今社会仍有较强的生命力,种种"禁女学"陋俗及其相关的话题,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在继承传统风俗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对陋习进行彻底的变革。文章通过禁女学等陋俗的变革轨迹发现其共同特点和历史根源。     

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用法律激励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的发扬

历史发展到今天,弘善抑恶、见义勇为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高尚品德,我国古代对此也有明确的奖惩规制,但在当今社会,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以及见危不救者的惩罚,鉴于此,本文试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它对法律的三方激励的影响。     

舜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窃负而逃”与“亲亲相隐”

舜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所蕴含的观念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本文分析舜"窃负而逃"的法律价值,阐明了其对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影响。     

“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8日27—29日,＂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来自国内外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考了会议,共收到专题论文19篇。学者们就宋元时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军制、思想文化等社会侧面,及宋元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红色文化的社会地位与教育价值的探讨——以江西赣文化研究为例

赣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区域文化系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赣文化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文节俱高、务实求新、勤奋笃学的鲜明特质。在内容上,赣文化涵盖士文化、理学、宗教、书院、民俗等方面,并且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源地。弘扬赣文化的很多优秀成果经过演化与发展,逐步渗透至社会发展、经济活动、教育事业等领域,对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

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南方声称是北伐,北方声称是南征,中立的报纸称之为南北大战,知识界誉之为新旧决斗,国共两党则将其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南方的革命被北方称作赤化,而北方的忠于职守被南方认作反革命。北方至少名义和形式上的司法独立和法官不党,被南方实实在在的司法党化、民众化和革命化所取代。本土的地缘、伦理与外来的法律、革命观念交相错突。过渡时期的多歧、多元和多变,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以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为契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罪条例》出笼。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致人于死命的法律罪名。至高无上的法律威严性和虚实难辨的暧昧任意性合为一体,极具吊诡意味,其后续的影响尤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