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方志考》述论

《云南方志考》述论宋永平民国时期云南方志纂修蔚然成风，方志学研究也较为活跃，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童振藻著《云南方志考》即是其中之一。童振藻，字仲华，江苏山阳县南乡梅营人，祖籍苏州阊门。生于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卒于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     

《清代直隶方志研究》评介

<正>中国方志纂修肇始于汉代,至唐宋编纂制度和体例逐渐完备,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荒远山区、边疆地区的开发,方志纂修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在方志数量大大增加,内地府州县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都纂修了本地区的方志,另一方面表现在围绕着方志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等问题,方志学理论研究逐渐深化。在现存的全国8200多部方志当中,清代方志就有5600种左右,占到70%。显然,不管从理论原理探讨,还是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史来说,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三部方志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泸水志》、《征集菖蒲桶沿边志》,填补了该地区历史上方志编纂的空白。这三部方志有明显的爱国倾向,边疆民族特点突出,在体例方法上也卓有成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口述历史资料与澳门方志纂修刍议

本文在对澳门历史的主要特征及口述资料的重要性做出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纂修具有"中国眼光"、"澳门视角"和"世界认识"的澳门方志,必须处理好口述资料的入志工作。进而,文章就口述历史资料与方志纂修的关系,口述历史资料对澳门方志纂修的特殊意义,口述历史资料如何与澳门方志纂修相结合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明清云南定边县与康熙《定边县志》考

有关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定边县志》的纂修时间和古今行政归属,以往各家方志著录多有疏误。本文考证康熙《定边县志》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或稍后,是志古今归属分别是明清时期云南楚雄府定边县和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文章对各种方志目录有关该志的不准确说法,进行初步考辨和订正。     

援史入志:东北方志纂修考略(1911—1945)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     

清代仪征刘氏修志述略

清代仪征刘氏一门三代皆致力于地方志的纂修,从清代道光、咸丰时期至民国年间,刘氏三代主持或参与纂修的地方志共有8种,这些方志资料丰富、体例严谨,被学者誉为名志。此外,在修志的过程中,仪征刘氏就方志纂修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体例的制定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志的纂修,不仅仅是在旧志体例基础上对原来材料的简单堆砌,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对以前所修各种旧志的体例进行比较分析,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新志体例。此外,刘氏还善于接受先进的方志纂修理论。     

著理与为理：张缙彦的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

张缙彦曾主笔《五岳名山志》《新乡县新志》《宁古塔山水记》,补辑《名山胜概记》,删补《岱史》,参阅崇祯《新乡县志》,发愿修纂《泉志》和续修《嵩书》,为崇祯《新乡县志》、顺治《登封县志》、顺治《永宁县志》撰序,并恳劝孙奇逢主修顺治《河南通志》。张缙彦对方志纂修工作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在明末清初文人中较为罕见,其过人的学养使其建立了超越同时代寻常意义的方志观,并表现出纂修理念因时制宜的开放性和务实性。张缙彦在强调方志“著理”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地方官纂修方志的行为是“为理”的一种方式。自身方志纂修理念与实践的高度契合,使张缙彦在中国古代方志纂修史上具有标杆性位置和意义。     

民国泾县续修县志的新史料

民国时期,方志纂修在传统修志活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很多地区开展了修志活动,但囿于文献散佚等原因,部分方志纂修活动已经失载。民国时期泾县虽有筹修县志的活动,但其纂修实况一直未得其详。新发现的两件档案文献为研究民国泾县筹修县志活动提供了翔实的证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金梁与《[民国]黑龙江通志纲要》

近代著名史志学家金梁,在居官之余,颇重学问,终生以藏书、著述为业,为《清史稿》的编纂和刊行作出显著贡献。从事方志事业尤为著称,参与家乡方志《[民国]奉天通志》的纂修。尤为可贵的则是独自纂修《[民国]黑龙江通志纲要》,对黑龙江的方志事业颇有建树。     

图经与史法: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方志观

清代嘉道年间的蒋湘南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位修志者,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方志学家。纂修方志是蒋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在蒋湘南看来,方志具有地理和历史两大属性,前者要求方志重视地图,后者要求方志具有史法史例。在两大属性认知基础上,蒋湘南提出“图经”与“史法”的方志观,给清代的方志学注入新的思想力量,也是继章学诚之后中国方志学的一大发展。蒋湘南以该方志观为指导纂修的方志也成为清代志书中的典范之作。     

论方志体例的发展与创新

新一届志书纂修,成败得失的关键,也就在于能否在方志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在方志体例上更好地创新。方志体例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革新。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     

全球化下方志纂修的因应与创新

近一二十年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方志纂修资料的搜集与利用,传统形式的纸质资料虽仍居重要地位,但利用网络搜集资料已成为当前重要趋势方志的出版与发行,也不再是传统的方式能一力承担得了的。建置资讯系统,提供网络查询,以便利各界使用,发挥方志纂修的边际效用,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民国通志馆述略

民国通志馆创建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经历了抗日战争前的兴盛、抗日战争时的中辍和抗日战争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形成了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修志格局,不仅编纂了一批高水平的通志,而且推动了全国市、县志书的纂修。研究民国通志馆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方志机构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承德县志》下落之谜

大凡编史修志者,无一不重视前人纂修方志的成果,或增、或补、或删,利用旧方志弥补新方志的不足,增强征信效果。承德续写地方志,如从清代1840年鸦片战争写起,就不能不参考清末或民国时期的方志材料。由于历史沧桑,史料湮没,搜求难以周全。清代（乾隆）（热河志》、（道光）《承德府志》纵可参阅,民国（新编热河地方志》、《热河新志》等,或疏或略,抱残守缺,可资借鉴处无多。唯有民国18年（192年）承德县修志局胡家任先生纂修的《承德县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一时成为承德史志界追寻的“热点”,大有“一字千金”、“洛阳纸…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述民国时期的志草志料、采访册与调查记等文献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转型时期,其时的志书纂修也开始运用新的学科发展理念和科技手段。志书纂修过程中形成的志草志料、采访册与调查记等文献也被收入进“准方志”系列。本文从它们的名称、体例、内容等方面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简单论述了它们对方志纂修的影响和作用。     

简述清代方志三学派及方志学的创立

清乾隆、嘉庆年间,是纂修方志的繁荣时期,方志种类极多,而且范围甚广。综观当时参加编纂方志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派,即辑佚、考据派,官吏、士绅派和史学派。     

明代重庆地区纂修方志考论

明代是重庆地区纂修方志的重要阶段,虽大多散佚仅有5部留存,但却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此整理与研究,不但可以扩充巴渝古代史与文化研究的史料基础,还可以补史、证史,有利于地方人物、史事与艺文之搜集,有利于当代区域文化的发展。但目前学界对明代重庆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成果很少,且论说不一。因此,明代重庆地区所纂方志的整理与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